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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治学道路——黄竹三
2016-10-14 15:06 黄竹三 木铎金声

   我到山西师范大学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中,我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先后给专科生、本科生、夜大生、函授生、自考生、研究生上过课,教学之余,也搞点学术研究。前几年退休以后,不再教学了,偶尔也还写点文章。学校让我写点有关治学的文章,我想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谈不上什么治学,所以犹豫未决,迟迟不敢动笔。恰巧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戏曲研究》新增一个《当代学人》栏目,约请我谈治学问题;月前到长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会间韩国汉阳大学吴秀卿教授又代表韩国“中国戏曲研究会”采访,说是请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谈谈治学之道,我是其中的一个。盛情难却,勉强答应下来,一谈谈了4个多小时,又是录音,又是录像,满当回事。回校后我想,既然校外把我视作“学人”,那我在校内似乎也可以谈谈多年来从事学术活动的经过,或许会对青年学子有所启发,于是乎执笔为文。

回顾以往我的治学道路,似乎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学术探索;确定主攻方向;扩大研究领域。下面试分而述之。

一  初期的学术探索

   我是1973年来到山西师大的。在此之前,大学本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后来考上研究生,师从王季思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戏曲。不料研究生毕业后,一纸调令,把我派遣到山西轻工业学院工业管理专业任教,给学生讲授在工厂如何写报告和总结,用非所学,令人啼笑皆非。“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校停办,又把我下放到山西省大宁县当农民,山庄窝铺,春种秋收,栉风沐雨,备尝了劳作的艰辛。三年以后,一纸调令,又让我到山西师范学院报到。报到的第三天,就让我跟随一位老师到孝义县的山西省印刷厂校对中文系编写的资料集。其后,又跟随工农兵学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期间,连课也上不了,遑论学术研究。后来让我上课了,讲授的课程先是“革命样板戏”、“毛主席诗词”,后来是“中国现代文学”,以后又让改教“中国古代文学”。当时我想,既然当教师,就得把课教好,站稳讲台。而要教好书,首先要备好课,同时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习需要,此外还要学习其他老师的教学经验。所以在师院最初的几年,我常常备课到深夜,系里所有老师的课,我都虚心去聆听,吸取教益,也时常到同学宿舍去征求意见。这样,上课时,教学效果似乎还不错。至于科研,一时还顾不上。今天看来,我这样处理还是对的。一般而言,凡是初登讲台的教师,往往存在教学与科研用时的矛盾,我的体会是,从教之初,应该把教学放在第一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学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我在搞好教学的前提下,也开始进行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最初是结合教学需要,编写所讲授课程的教材和辅助读物,如在1978年编写“毛主席诗词”函授教材和《中国古代小说戏曲选注》等,后来又参与编写《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然后试着撰写一些与教学有关的文章,如配合“毛主席诗词”教学,撰写了《伟业挚情比翼飞——学习毛主席为杨开慧所作<贺新郎>词》、《毛主席诗词教学漫谈》等,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语文教学通讯》上,虽无稿费,却也其乐融融。接着开始多方面的尝试。记得1980年中学语文课本新增了一篇课文,是徐霞客的《游黄山记》,却未有教学参考资料,一位中学老师讲课感到困难,来信向我询问,我在作答之后,感到可把我的看法写成文章,以供更多老师参考,于是撰成《<游黄山记>的艺术描写》一文,投给了《山西教育)),得以发表。于是接着撰写了《托物抒情,讴歌革命——<井冈翠竹>赏析》、《<促织>的思想与艺术》等文,分别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山西教育》和《山西师院学报》上。这类文章写多了,在外界产生了一些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分别约请我撰写有关艺术鉴赏和评论的文章,我受宠若惊,自然努力作文,先后撰成了《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墙头马上>赏析》、一曲知己之爱的颂歌——<连城>赏析》、《构思奇特,情真意切——乔吉[凭栏人]  <金陵道上>赏析》、《试析乔吉[水仙子]  (暮春即事>的写景艺术》、《赋得豪情满太行——读薛论道[黄莺儿]  <塞上重阳>》、《侠骨柔情望江亭——评<望江亭>》、《守坚贞断发截耳——评<断发记>》、《戏曲中的第一个侠妓——关汉卿(救风尘>中的赵盼儿》等文章,分别在《元杂剧鉴赏集》、《聊斋志异鉴赏集》、《元明散曲鉴赏集》、《中国历代爱情文学系列》、《文史知识》上发表,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自此,我的目光从省内投向国内。

   在撰写鉴赏和评论文章的同时,我试着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进行专题研究。先是写了一篇《元杂剧的封建叛逆形象》的文章,在《山西师院学报》上发表,反响尚可。接着又写了《论元杂剧的清官形象》、《元代水浒戏的思想倾向》,分别发表在《山西师院学报》和《水浒争鸣》杂志上。后来又把研究视角从戏曲扩展到小说,撰成《<红楼梦>的爱情描写》 (《山西师院学报》1983)、《强烈的爱憎、分明的褒贬——谈<水浒传>的妇女形象塑造》(<学海探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这些专题研究文章,把文学形象和戏剧现象置放于一定历史时期来考察,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切人,是多年来学术探索的结晶,虽时有独到见解,但基本上仍步武前贤,未脱文本研究的藩篱,学术上未见有更大创新。

在这期间,我还试图撰写专著。第一本专著《元杂剧故事新编》,是仿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将元代优秀戏剧改写成故事。作为古典文学的普及读物,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读物匮乏的时代,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本专著是《石君宝戏曲集校注》,将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石君宝的现存杂剧收集整理,校注评论,同时收入历代评论资料,既便于古代文学爱好者阅读,又有助于戏曲研究者深人探索,于学术研究似也不无裨益。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以上述说中不难看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在学术上探索的领域是宽广的,但又是杂乱的,选题古今兼备,主攻方向并不明确。而在研究层次上,有时倾向于普及,有时又侧重于深层开掘。总而言之,还属于初期的摸索阶段,从哪个方向突破,我不知道。

二  确定主攻方向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的治学道路发生了变化。那是1980年春,我国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到山西进行学术考察,途经临汾。当时我被系里派到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七二一大学讲课,系领导急电我返校拜见吴先生。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吴先生曾为编纂古本戏曲丛刊》找寻善本到过中山大学,我们几个古代文学研究生慕名拜谒,先生为我们讲授了古籍版本知识和治学方法,记忆犹新。这次见面,倍感亲切。先生先推荐我到北京任教,后来又指点我如一时未能离晋,可从事戏曲文物的调查与研究。吴先生的意见恰与我的恩师季思先生的嘱咐相同,这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那是1965年离粤赴晋的前一天夜里,我到恩师家中辞行,季思先生谆谆叮嘱我,山西古代戏曲文物众多,到那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可惜我到山西之后,屡屡改行,无法实践恩师的教导。如今吴先生的睿智点拨,又使我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学术前景。恰巧不久,南开大学宁宗一先生带领弟子来晋考察,我有幸陪同他们寻访了临汾的几座元代戏台,这些戏台雄伟壮丽,给我以极大震撼。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七八百年以前农村的戏剧演出场所,竟然如此高大伟丽,而戏台又都在神庙正殿之前,坐南朝北,其中又透露出种种学术信息。我终于认识到,从事戏曲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是极有价值的。我确定了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自此之后,我利用课余时间,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组成了戏曲文物研究小组,开始了戏曲文物的考察。第一站是到晋南,先后走访了临汾、洪洞、襄汾、曲沃、翼城、侯马、新绛、稷山、河津、万荣、芮城、永济、运城等地,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新绛,我们发现了南范庄卫家墓元初戏曲砖雕,回校后由我执笔,写成《元初戏剧演出的重要史证——山西新绛元墓戏雕考述》一文,把这组戏雕置于金代侯马戏俑和洪洞元中叶戏剧壁画之间进行探究,揭示其在戏曲发展史上的意义。文章发表于《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不想竞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83年《中国戏剧年鉴》全文转载,并获好评。首战成功,增添了我们的信心。文章的发表,还有一件趣事。按当时山西师院科研处的规定,凡经该处资助外出考察而得以发表的文章,收取稿费的一半。该文于学报发表,计得稿费40元,上缴一半,余下20元,我们便作为全组的活动经费了。  

   外出考察的第二站是晋东南地区。1983年夏,《山西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在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发现了宋代戏台。这可是了不得的新闻,因为在此之前,从未发现过宋代的演剧场所。我和几位同人得知,立即奔赴平顺。谁知这是一条错误的报道,东河村九天圣母庙的戏台乃清同治四年所建,而非宋构。不过我们在该庙发现了北宋元符三年所立《九天圣母之庙》碑:碑文有“创起舞楼”之语,说明当年此庙曾建有戏台。其后我们又到长治、高平、阳城、晋城、长子、沁县、沁水等地调查,也获益良多。于沁县城关关圣庙,我们又发现了北宋元丰三年所立的《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口口口口关侯庙记》碑,碑文亦记当年修建“舞楼”事。连同上次我们在万荣县桥上村发现的北宋天禧四年所立《创建后土圣母庙记》碑关于修建“舞亭”的记载,这样,我们一共发现三通记载建造戏台的北宋碑刻。据此,又由我执笔写成姒北宋舞楼的出现看中国戏曲的发展——山西中南部三通戏剧碑刻考述》。文章结合文献史料,述说了北宋山西农村戏剧活动的繁盛,指出当时乡村演剧早于城市,戏剧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城市经济发展所导致,这种看法在当时学术界独树一帜。文章先在《蒲剧艺术》发表,后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曲苑》第1辑。  

   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奠定了山西师范学院戏曲文物研究的基础。顺便提一笔,当年我们的田野考察是相当艰苦的。近的地方,如临汾、洪洞、襄汾等地的神庙戏台,我们是假日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前往寻访的;远的地方,如新绛、河津、万荣,则先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租用县招待所的公用自行车前去目的地。夏日酷暑,冬月严寒,冒风顶雨,奔波劳顿,诸人均无所畏惧。记得晋东南之行,到平顺东河村考察宋碑之后,因下雨无车返回县城,同人们便徒步跋涉两天,赶往长治,一路山径崎岖,艰苦之状,不可言说。途中一晚,留宿山村,其被衾之黑臭,跳蚤之猖狂,非今人所能想象。而在晋南各地,每人古墓考察,丈量、拍摄、记录、描绘,时时匍匐于墓道中,摸到残存的骸骨和毛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毛骨悚然。

1984年山西师范学院改名山西师范大学,新任校长陶本一同志重视学术研究,他认为我们的探讨较有特色,决定成立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省教育厅也大力支持,下拨3万元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一个“民间组织”便升格为正式学术单位了。我被任命为研究所的所长。

   建所之初,我们确定了三个原则:一是注重外出考察,收集、整理、研究戏曲文物,结合文献史料,探讨戏曲历史发展;二是出成果出人才,通过科研项目培育学术新人;三是不走学院派道路,关注当前当地戏曲创作与演出。与此同时,我们还将收集到的戏曲文物整理陈列,建立戏曲文物陈列室,作为教学的辅助。此外还创办大型学术刊物《中华戏曲》,作为本所研究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同时也成为联系国内外学术同行的纽带。这些做法,今天看来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所伊始,我们办的第一件大事是编著《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这是全所同人的集体研究项目,参加者有杨太康、窦楷、张守中、延保全,另外还约请北京广播学院的周华斌先生参与。当时我任戏研所所长,主持了此书的编写工作,所起的作用:一是确定此书的学术定位。其时京城学术界有学者建议我们编辑《戏曲文物图录》,我认为编辑《图录》,虽有价值,但偏于资料性方面,而编著《图论》,除图片外,还有理论阐述,更具学术意义。二是确定此书的内容和写作原则。有图有论,论从图出,图论结合。三是撰写本书的序言。在出版时加上王季思先生的名字。四是撰写此书论述的第三大部分:宋金元戏曲形成、发展原因的探讨,亦即全书的总论。当然还负责全书通稿。此书收入珍贵戏曲文物图片180多帧,论述文字17万字,于1987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戏曲文物研究专著的空白。这本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学者矶部彰来所访问,一次购买了30多册,作为日本学生学习中国戏曲的教材。此书1990年获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年又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

   自此之后,我便倾力于戏曲文物研究,陆续发表了为数不算太少的文章。按其性质,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个戏曲文物的考查。如《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一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中华戏曲》第2辑,1987)、《山西省洪洞县霍山水神庙及水神庙祭典文碑祭祀演剧考述》(台湾《民俗曲艺》第109辑,1997)、《两座雄伟的元代戏台》(台湾《大雅》第9期,2000)、《舞楼寻踪——记现存最大和最小的元代戏台》(《黄河》2001年第3)。第二类是对戏曲文物的综合研究及历史地位的论述,如(健国以来文物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戏曲史料》(《曲芗苞》第2辑,1986)、《戏曲发展的重要史证——谈山西的戏曲文物》仗史知识》1989年第12)、《戏曲文物的历史信息价值》 (《戏剧艺术》1992年第2期,后收入《亚洲传统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漫谈戏曲文物及其研究价值》(《文史知识》1996年第4)、《戏曲文物的历史研究价值》(《中国文化报》19991027日理论版)。第三类是从戏曲文物引发出对戏曲发展的深层思索,如《试论宋金城乡的戏曲演出》(《中华戏曲》第1辑,1986)、《试论中国古典戏曲的喜剧传统》(“中国喜剧学术讨论会”论文,1988)、《试论戏曲产生发展的多元性》(与景李虎合作,《中华戏曲》第9辑,1990年。1992年收入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一书)、《论泛戏剧形态》(《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韩国《中国戏曲》第4辑全文转载。1997年获《文学遗产》和王季思古典文学研究基金优秀论文提名奖,同年又获山西省教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参军色与致语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中国古代戏曲演出场所的演变及其文化价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0辑,2006)。这些文章,部分结集为《戏曲文物研究散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研究的小结。  

   200411月,我到广州参加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认为我对戏曲文物素有探究,约请我撰写这方面的专著,交由他在台湾出版,以增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我以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于是慨然应允。回校后与延保全同志商议,决定撰写《戏曲文物通论》。此书分别述说了戏曲文物的定义及其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意义,戏曲文物发现、研究的分期,戏曲发展不同阶段遗留文物的数量、分类、分布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戏曲文物所展示的古代演剧场所、角色行当、服饰化妆、乐器砌末、表演形态的演进等,可以说是在理论层面上对戏曲文物较全面的综合探索,也是我在戏曲文物研究方面的总结。全书20万字,300多帧文物图片。书稿交曾永义先生,已付梓,2007年在台湾出版。  

   200712月,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散乐与假面》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日本、中国、韩国、印度、英国、美国、德国、希腊、奥地利、非洲等地的学者,我也应邀参加。根据会议要求,我撰写了《中国中世戏剧与假面》的论文,运用大量戏曲文物论说中国中世戏剧中假面装扮与演出。论文宣读后,得到大会好评,早稻田大学也因此邀请我20082月到该校为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戏剧史。这也可以算是我在戏曲文物研究方面的成果吧。

三  扩大研究领域

   所谓戏曲文物,一般是指存留在社会上或埋藏于地下的有关戏曲的历史文化遗物,包括舞台建筑、与戏曲演出有关的绘画雕刻、碑石题记、传抄或版印的剧本、资料,以及各种墓葬遗物等。这些文化遗物,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戏曲演出的反映。那么,那些戏曲演出本身,如果流传到今天,是不是也算戏曲文物呢?特别是那些在农村民俗祭祀活动中保留了原始状态的戏剧演出。我在研究戏曲文物时常常思考这一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曲界兴起了研究祭祀戏剧的热潮,包括傩戏和目连戏的演出。1989年,湖南怀化举行辰河腔目连戏的演出,我应邀前往观摩。演出共计7天,结合民俗和祭祀活动,均原汁原味,保持了古代目连戏的演出形态。在观摩中,我深深感到,这是古代民间戏曲的遗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戏曲文物,或称活的戏曲文物,可以作为戏曲文物的延伸来探究。从这时起,我开始注意各地的祭祀戏剧。

   1990年,山西省曲沃县种子站许诚同志来到我校,他早先与窦楷同志相识,对民俗和戏曲很有兴趣。此次来访,带来了他老家任庄村留存的祭祀戏剧演出本子《扇鼓神谱》,扉页上书有“遵行傩礼,驱瘟逐疫”八个大字,这显然是古代傩祭和戏剧演出的抄本。这本子于宣统元年据古本传抄,无疑也属戏曲文物。而许城同志还说任庄的扇鼓傩祭和戏剧至今还可演出,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我和张守中、窦楷同志决定,本子于《中华戏曲》上发表,同时筹备经费、商请校电教中心帮助,于1991年元宵节对扇鼓傩祭和戏剧演出进行录像。录像由张守中、窦楷二位负责,当年完成。扇鼓傩戏的发现,增添了山西祭祀戏剧的类型,纠正了学术界某些专家认为北方无傩的偏见,有助于傩戏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据此,决定在山西师范大学举办首届中国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我和景李虎同志合作,提交了《从扇鼓傩戏看宗教祭祀在戏剧起源发展上的意义》的论文。文章在1992年于《中华戏曲》第11辑发表,后来1993年收入台湾《民俗曲艺》第82辑。接着,我又撰写了《扇鼓傩戏源流再探》一文,刊发于《中华戏曲》第13辑,此文作为在湘西吉首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傩》一书中。扇鼓傩戏在中国祭祀戏剧上的地位和我连续发表的两篇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我国台湾的王秋桂教授约请我对任庄扇鼓傩祭与戏剧演出作全面调查。1993年,我与王福才、景李虎合作,多次到任庄考察,完成了《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作为《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丛书的一种,于1994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民俗曲艺》。此书计10万字,100多帧图片,述说了《扇鼓神谶存在的生态环境,抄本的流传和傩祭活动的恢复,扇鼓傩祭活动组织与程序,傩祭的服饰、道具、乐奏、祭器,以及傩戏的种类、渊源与演变。可以说是对这一祭祀民俗与戏剧最深入翔实的研究。

   在研究扇鼓傩戏的同时,我也关注山西省的其他祭祀活动和祭祀戏剧。山西的祭祀戏剧最早为学术界注意的是锣鼓杂戏,它流传于晋南地区,我曾观看过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演出录像和录音,戏研所也收有30多种锣鼓杂戏的抄本,但因这种祭祀戏剧已不演出,所以我没有专门实地调查,只根据录音录像和有关资料,撰写过一篇《锣鼓杂戏的历史发展与生存状态》的文章,于2004年在中山大学举办的“中国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山西另外两种祭祀戏剧——雁北的赛戏和上党地区的队戏,我也收集过有关资料,尤其是晋东南的队戏,我看过一些录像,也专门到潞城南贾村玉皇庙观看过迎神赛社活动和一些队戏的表演,据此,我写成了《谈队戏》一文,作为“中国的祭仪、音乐与戏剧及其社会环境学术研讨会”论文,于1998年在台湾《民俗曲艺》第115辑发表。这一时期,我还和王福才同志合作,对晋南地区的葬丧习俗作深入调查,撰写了《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的丧仪》长文,于台湾《民俗曲艺》第86辑上发表。  

   在单个祭祀戏剧考察之后,我开始对山西祭祀戏剧作综合研究,先后撰写了《傩戏的界定与山西傩戏辨析》(发表于《民族艺术》1992年第2)、《山西宗教祭祀戏剧的历史、类型和特点》(上海“中日戏剧比较研讨会”论文,1997年;收入《戏曲文物研究散论》,1998)、《古代宗教祭祀戏剧》(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1)。这些文章对山西祭祀戏剧的深入研究,应该说有一定的价值。  

   1997年,河北省武安市传来消息,该市固义村发现大型傩戏《捉黄鬼》。其实该村的傩祭和傩戏早已有之,新中国成立以前每年元宵节期间都有祭祀和演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稍稍减少,演出时也不声张,所以国内学术界不为所知而已。河北省邯郸市群众艺术馆杜尚德同志深入当地调查,获取了信息,给《中华戏曲》寄来一篇谈演出中“掌竹”的文章,我看后认为这种演出乃古之傩戏,建议他从此角度进一步考察。不久,杜尚德来信邀请我和戏曲文物研究所同人,于次年元宵节到武安考察《捉黄鬼》演出。演出规模之巨大,人物之众多,形态之特殊,为世所罕见。尤其是演出中特殊角色“掌竹”,与傩戏的流动性表演,给人以深刻印象。考察后我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掌竹·前行·竹竿子·竹崇拜——河北武安固义赛祭“掌竹”考述》,作为“1998年亚洲民间戏剧、民俗艺术观摩与学术研讨会”论文,收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祭礼·傩俗与民间戏剧》一书。另一篇是((傩戏: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宗教祭祀戏剧一记河北武安大型傩戏<捉黄鬼>的演出》,发表于台湾《大雅》杂志1999年第5期。

   自此,我把祭祀戏剧的探究从山西扩展到全国。首先,将山西省与其他省的祭祀戏剧作比较研究。具体地说,是将河北武安的傩戏(包括赛戏和脸戏)与山西上党地区的队戏作对比研究,写成《晋冀宗教祭祀戏剧的类同性》一文,从所依附的宗教祭祀活动的性质、议程、参与赛祭的特殊角色,到祭祀戏剧的演出形态、剧目内容,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指出其类同之处,并从晋冀两地的历与地缘关系进一步探索类同性的根源。文章刊发于《戏剧》2001年第3期。其次,探讨各地祭祀戏剧演出形态的共同特点。这方面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从叙述体向代言体过渡的几种形态》,揭示了祭祀戏剧表演从叙事到代言的变化,文章发表于《艺术百家》1999年第4期。另一篇是《祭祀戏剧演出的流动性》,指出各地祭祀戏剧和目连戏的表演,除在固定场所外,有时还有非固定的流动性的演出,点明祭祀戏剧演出的特殊性。再次,从傩戏的研究扩展到目连戏的探索。1996年,我撰写了《试论“花目连”》一文,系统论述了目连戏中主体故事之外其他故事情节的渊源和表演特点,以及这类“花目连”嵌入对主体故事的影响。文章在福建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翻译为日文,于日本勉诚社《日中文化研究》第9号上发表。

   在对各地祭祀戏剧综合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广大农村祭祀民俗活动中普遍存在演剧活动,这些与祭祀民俗紧密联系的初级戏剧,与在城市乃至宫廷上上演的观赏性戏剧(包括古代的杂剧、传奇和近现代的地方戏)在演出目的、演出场所、演出形态大大不同,应该说是中国戏曲另一大系列、另一种形态。以往学术界概括的中国戏曲特点——高台教化、娱乐人群、综合性,以角色演人物,只能概括观赏性戏剧,而不能涵盖在民间底层与祭祀民俗紧密相连的原生态戏剧,从而对中国戏曲特点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写成纵山西祭祀戏剧看中国戏曲的特质》一文。此文提交2007年在厦门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古代戏曲学术讨论会,引起了学术界注意。文章将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发表。

   当然,我在主攻戏曲文物和祭祀戏剧的时候,也未能忘情于戏曲文本的研究。1993年,我与冯俊杰同志商议,决定对古代大型戏曲集刊《六十种曲》进行整理研究,编著《六十种曲评注》。我们约请国内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事,对《六十种曲》所收诸剧重新标点、注释、点评,并对该剧渊源及版本予以考述和对作家作品作全面研究。工程极为浩大,同人齐心戮力,为时8年,终告完成,于200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1400万字,25分册,洋洋大观。我除任主编外(冯俊杰同志是另一主编),还独著其中的《还魂记评注》,40万字,又与谭源材合著其中的《幽闺记评注》,20万字,我撰写10万字。此书于2002年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这是国内出版界的最高奖,于此也可见此书的价值。

   2005年,我还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牡丹亭》评注本,计28万字。2006年,该书再版两次,看来是受到读者欢迎的。

此外,我还被邀请参加中法合作的研究项目,和冯俊杰同志合编了《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一书(参加者还有王福才、延保全、王星荣、曹飞),此书收录了洪洞、介休二地的水利碑刻,既有碑文原拓,又作文字整理、注释,共计32万字,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台湾的王秋桂教授著文评介,予以肯定,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内山雅生博士阅后专程来华拜访交流,表示合作意向。

以上我回顾上30多年来在山西师大的治学历程,细细想来,也还做了一些事,写了一些文章,学术上略有所成。这是与师大领导的支持和校内外同人的帮助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这不是套话,而是出自肺腑之言。我感谢他们给我以略有色彩的学术人生,而不致虚度韶华。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我想补充一句: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愿意写作到老。

作者简介:黄竹三,生于1938年,广东省开平市人,教授。1965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73年到山西师范学院任教。先后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百余篇。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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