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即将迎来建校五十周年大庆，学校约我写篇文章，这当然是我愿意的，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可真要动笔时，却又变得十分犹豫起来。一是因为自己毕竟是年轻一辈的学生，虽说也在母校的护卫下生活了近30年了，也算得上是母校这些年来快速发展的见证者，但对母校的贡献却谈不上。又很少参与学校的重要工作，所以要谈学校的重大事情，根本无从谈起的。那就只好谈自己在学校的经历，谈自己的感受，却又觉得既琐细且又繁杂，近30年的时间一下子涌到笔端，真不知从何说起。思前想后，想到的竟是这样一个问题：母校，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个追问，带来的只能是回忆。
那是1979年9月1日，我和几个考上山西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山西师范学院)的同学一道，从老家原平出发，每人扛一个大铺盖卷，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从原平到太原，要走三个小时。中途经太原转车，再到临汾，又要走七八个小时。到临汾时，已是下半夜了。学校在火车站有接站车。一进学校大门，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夜色朦胧中有几排平房。因为那砖墙是用白灰刷过的，在昏暗的路灯下也看得格外清楚。新生报到就在这平房里，迎接新生的老师们在彻夜工作。等我们办完了非常简单的登记手续(那时真是非常简单，不需要排长队，不需要交费)，高年级的同学就把我们分别领到各自的宿舍里。我被领到当时的一号楼二层的一个宿舍里。
宿舍里没电，一片黑暗，寂静无声。我摸索着把自己的行李卷放到一张上下床的下床，坐下来休息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对面的下床突然传来了一声问话：“你从哪儿来的?”这声音多少使我有些吃惊，因为我没有想到这宿舍里已经有人。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大学同班同学的声音。原来他也在床上坐着休息。我回答了他的问题，然后便开始简单的交谈。当然，这是一些并无深意的细节，但这些细节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这是我大学生活的起点，是同学相处的第一次对话。此后，我们在这个宿舍里一直住了四年。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在入学之初，也肯定会有很多的感受，但他们的感受，肯定会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有很大的不同。是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的经历也是特殊的。
我是1976年底高中毕业的。在从初中到高中四年的中学生涯中，我经历过“教育回潮” (这是邓小平的功绩之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还有所谓的“追查反革命谣言”等重要事件；我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谢世，看到过“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等各色人物在政治舞台和教育领域的表演。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的哀声遍地，与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那首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闹”应为“闻”，当时的记者认错了，因而播成“闹”)，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只有16岁的我，并不明白这首诗的真正背景，却为这首诗的气势所激动，也从中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力量。我悄悄地把这首诗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又因为怕别的同学看到而惹来麻烦，在这首诗的下面特别加注了四个字：“反动诗词”。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对于我们那样一群待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的中学生来说，当然是一个谜。我们当时只是预感到这个国家好像要发生什么巨大事件，这种预感带给我们的并不是美好的期望，而是一种恐慌。我至今都记得，那是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们一伙高中同学站在原平中学的操场上，一边听着高音喇叭里关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广播，一边议论着中国会发生什么。有人甚至说，如果打起仗来，我们该怎么办?由此可见，那曾是多么惶恐的时代。
1976年底，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离开了县城，回到了老家——原平县东南角上一个贫穷的小村，开始了我的劳动生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生活道路，我们不知道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也许唯一明确的是我们这些农家孩子就得回到农村去，去过祖祖辈辈都过的日子。我的初中读了两年，高中读了两年，这是当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结果。在高中阶段，甚至连数理化这样的课程都取消了。我们在“大批判”和农场劳动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几乎所有能找到的书籍都被批为“毒草”。我们的精神营养是电影《决裂》、《春苗》，当然还有样板戏和最经典的马列著作。我至今还能背出《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段落，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给予我的重要的精神财富了。我当时甚至读过恩格斯的名文《论权威》。我隐约记得，他说任何时代都会有权威存在。那个时代的权威确实无处不在，它让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精神上的赤贫者。
1976年底那场北方的寒风是我至今都不能忘记的。当我骑着自行车在白色的乡间土路上艰难前行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今后的人生道路将怎样度过。我相信我们一同毕业的所有同学，都只能在迷惘中回到自己的家乡。
我所以谈到这些，并不是因为这些经历有什么荣耀之处，或者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回忆往事。不，我不是个过分迷恋回忆的人。我谈到这些，只是因为不了解这些生活经历，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一所大学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历史的突变有时是令人惊异的。但这“突变”却又总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一个偶然的事变又总是难以逃脱所谓“理性的狡计”——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历史是沿着理性的轨道前进的话。粉碎“四人帮”，当然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突变。不管以后人们将怎样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它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一个永远难忘的生活转折点。一段历史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结束了，而另一段历史的真正开始，却是以一个历史巨人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为标志的。没有刚毅果敢的邓小平，也许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就恢复高考。但幸运的是，中国有了邓小平!中国的当代史塑造了邓小平!
历史的评价有时会是十分苛刻的。当它记忆功绩之时，总也不肯遗忘过错。但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人，都会永远用感激的心情，记住这个巨大的名字。
一道希望之光升起来了。这是以前连做梦都不曾想过的希望之光，因为在我们这一茬人上小学的时候，大学就已经从精神上被捣毁了。后来有了工农兵大学生，那根本不是大部分农家子弟所可以梦想的。但在这突然升起来的希望之光面前，我们却发现自己是一片空白。1977年，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哪位同学帮我报了名，我们所有的同学几乎都去参加了考试。我们茫然而去，又茫然而回。机遇并不属于毫无准备的人。
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次考试考了几分。但我仍然记得，我的数学试卷上，只有第一道小题是肯定做对了的。可惜，那道题只有二分。很多同学从那以后再没有走进考场。但我是幸运的。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庭贫困只读到高小毕业的父亲以他对于生活的远见，帮我紧紧抓住了那道希望之光。父亲四处托人，帮我借来了历史、地理等课本，要我复习。这一年，我虽然信心不足，却总算是开始了努力。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复习功课，但差距毕竟是太大了。1978年，我的两位小学同学报考中专都被录取了。我报考大学，却又一次失败了。离录取线大约差20多分，如果退上一步，也许我终生就与大学无缘了。是父亲，又一次帮我紧紧地抓住了那道希望之光，他将我送到了位于滹沱河畔天涯山脚下的社办中学，去上补习班。这半年多的脱产学习，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驿站。
天涯山是美丽的，古来就有“天涯晓雪”的美名，是所谓的“崞县八景”之一。主峰挺拔俊秀，奇石参差错落，山峦逶迤绵延。主峰之下有一座小小的死火山，形似含苞未放的莲花，是有名的莲花山。莲花山东侧山腰，耸立着一块巨石，形似石鼓，上又有条形巨石，如杵似槌，与石鼓相连。石鼓下有空洞，正对着山谷，风吹石鼓，隐约有声，是谓“风吹石鼓”，也是原平县著名景点。在莲花山之东，天涯山怀抱之中，有一小寺，这就是原平县颇有名气的石鼓寺。据说原先是供奉山神的，现在里面供奉的是介子推母子。滹沱河静静地从山脚下流过。夏秋季节，它是一条蜿蜒的黄龙。寒冷的冬天，它是一条漫长而飘逸的白练。纵然干旱断流的日子，它也在绿树青草的掩映之中，留下大大小小的积水浅滩，像天然的水潭，闪烁着明静的光亮。我们乡办中学的两排平房，就坐落在天涯山下的黄土坡上。背靠天涯山，俯视滹沱河。远望滹沱河两岸，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之地，可惜这个中学只办了很短的时间就停了。
复习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的教室里没有课桌和凳子，又经常停电，每人从家里带一个小木箱当课桌，再带一个小板凳，或者干脆找几块砖头当板凳。每当停电的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每个小木箱上都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灯头在教室里摇曳。星星点点，高高低低，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致!今天的中学生大概是很难想象的，但那是我们浪漫的补习生活!至于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可想而知了。辅导我们的老师没有一个是上过大学的，有的甚至仅仅初中毕业，但就是这样的一些老师，以他们无比的敬业精神和钻研精神，在1979年的高考中，将我们中的18个人送进了大学和中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要知道我们当时的同学，基础本来就非常薄弱。
我把话扯得这么远，是因为我觉得，不了解我们上大学以前的生活，就不能真正明白大学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明白师大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我到村大队部，拿到那封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录取通知书”，到我终于坐到大学宿舍里，在黑暗中回答我的第一位同学的问话，我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当然，这种转折并不仅仅发生在我个人身上，它发生在所有我的同学身上。
和现在比，当时的师大从各方面来说应该都是很落后的。但对我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大学。我记得我最初的几封家信，都是在用愉快的心情和赞美的笔调，向家人报告着这所大学的情况。它有多少楼房，它的图书馆，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平常甚至很落后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不同寻常的。而真正的大学生活是渐渐展开的。当我们领到了崭新的教材，当我们坐进教室开始上课，当我们从图书馆借到了第一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名著，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曾在黑暗中生活了很久的人，突然间看到眼前出现了一扇透着光明的窗户。那窗户一扇扇出现，又一扇扇打开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风景，那风景先是一片一片地出现，渐渐地连成了一个广大而又深远的场景。渐渐地，我们推开了门，走出了那间屋子，走到那一片壮阔的风景之中。是的，那是一个精神的递变和升华的过程；是一个重新发现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的过程。
大学四年，是艰苦努力、苦苦求索的四年。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一切似乎都在希望的土地上生长着，一切似乎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虽然也有人在大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有人在慨叹：“在镀金的天空／漂满死者弯曲的倒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更多的人在吟诵着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吟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来寻找光明”。那是一个被生活和变革的渴望催醒的时代。在物质上，我们当然是贫困的，但在精神上，我们突然变得异常强健。我们不仅要强大自己，我们还要变革整个中国。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承担着国家兴亡的重任。“振兴中华”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最强烈的呼喊，那应该是一代大学生的心声。我们的师大虽然在偏远闭塞的小城市，但我们的心仍然在与时代共鸣。与此相应的，是对于知识的疯狂渴求。是的，我们终于有了读书的自由，终于有了可读的书。对于我们很多同学，那绝对是一些疯狂阅读的日子。除了正常的上课，完成课堂上布置的相关阅读等作业外，其余的时间几乎完全沉浸在书海之中。就我自己来说，那些梦想已久的文学名著当然是最先的选择。有些书，不只是读一遍，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是真正的巨著，我读过三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也读过两三遍。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读过四遍。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新版《红楼梦》，我是用一星期的课余时间读完的。朱光潜的名著《美学史》也是用了一星期的课余时间读完的。从《诗经》、《楚舌辛》到黑格尔的《小逻辑》，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鲁迅、郭沫若的名著，从《浮土德》到《在俄罗斯谁能过上好日子》，从《包法利夫人》到《欧也妮·葛朗台》……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名著，都是在那个时代读过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和我在宿舍里最早遇到的那位同学进行读书比赛，对一个月之内读的书进行统计，看谁读得多。比赛结果是，他的速度比我快。有一次他竟对我说，这个月他读了32本，可见这书是怎么个读法!我们囫囵吞枣、饥不择食，像一群经过了九死一生的长途跋涉，已经水尽粮绝，却在突然之间遇到了丰美食物的人，我们对知识的贪婪无度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要知道当时能够阅读的绝大部分书，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还是“大毒草”。曾几何时，《战争与和平》被允许借阅，都是一条重要新闻!这种人类生活史上的怪事，也许是后人所无法理解的。当其时，虽然思想解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精神的藩篱已经被摧毁，道路已经开通，光明已经展现在生活的开阔地上。尽管我们还不时地感受到乍暖还寒时候的寒意，但是希望之光已经无可阻挡地在地平线上绽放出来。那是一个一切都被生活的希望所燃烧起来的时代。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希望正将生活道路上的荆棘烧成灰烬。事实上，不独是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我们的老师也都焕发了青春。虽然研究的资料还很匮乏，很多工作条件都不具备。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城市，老师们的工作肯定是很困难的。但我们能够清楚地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时代的激情和奋斗的力量，他们的勤奋和钻研精神，也感动和鼓舞着我们。这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学者，他们终于从寒冷的冬天走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又一次变得青春焕发。是他们，给我们指出了通往未来的大道。我常常对人说，在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上，如果要我说出我最感激的是什么人的话，我除了感激我的父母及家人之外，特别感激的就是我的老师。从我的启蒙老师一直到大学老师，每一个阶段都有老师的帮助与指引。没有老师的帮助，我根本就走不到今天。而大学老师给予我们的，是与过去的老师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教育，将我们的精神引导到了一种无比广阔的领域。这是一次精神上的质的飞跃。虽然我很想在这里一一写下这些老师的姓名，但理智告诉我，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名字必将铭记在山西师范大学的历史上。
关于校园的记忆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临汾城古老的城墙就在我们身边。它像一本历史的教科书，展开在这里，总让人不停地回味历史的风烟(可惜这段城墙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消失了，在我看来，它永远不应该消失，应该将它建成一座城墙公园，成为历史的见证，成为人们的学习和休憩之处)，它让人想起，这个古老的小城，曾经与中华文明结伴而行。也曾在血与火中一再经历自己的新生。城外是村庄、农田、荷塘、树林与河流。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汾河还不像现在这样经常处于断流与干涸的状态。雨季到来时，还可以看到人们划着小船渡河的情景。即便是干旱少雨的季节，也能看到几只大船横排在河道中，上面搭了木板，成为两岸通行的便桥。夏天是观看荷花的季节，我们会带一本书，来到村外荷塘边的柳树下，在小鸟的歌唱声中阅读那些不知被多少人诵读过的经典篇章。秋天则是观看河水的季节，经过一个夏季的补充，汾河里的水充盈了，并不清澈的水流缓瑗涌动着，显示出一种浑厚的力量。两岸的蒲草、芦苇和各种野草都在变黄，在仍然盈暖的秋风里轻轻舞动着腰肢，只有野菊花和少数不知名的小花朵仍在用星星点点的花朵庆祝自己的季节，给两岸的草地增添了蓬勃的生机。再晚一些，我们站在城墙之上，可以看到临汾盆地平坦的田野上，已经完全被青青的麦田所覆盖，那应是“舜耕历山”时就有的景象。在我们的身后，铁佛寺的高塔静静地耸立着，塔上的风铃声永远在随风飘荡，好像在诉说历史的传说。居住在高塔上的数不清的燕子们，仿佛永远在用自己的飞翔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描绘诗情。而不远处的尧庙，将一个“民无能名”的民族伟人，永远供奉在这片无比肥沃的、到处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的土地之上……不要以为师大仅仅就是围墙之内的场地和教室之内的课堂，其实这一切都属于师大，都在我们关于母校的记忆之中。
大学四年的生活是短暂的，尤其当我们对于时间充满渴求的时候，时间的速度仿佛更加快捷。1983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和好多同学在学校的一处办公室门前排队，办理毕业离校手续时，接到一位中文系领导的通知，让我不要办了。后来才知道，学校决定要我留校到语文报社(当时还叫语文教学通讯社)工作。就是这个小小的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工作方向，使我最终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师大人”。
推荐我到语文报社工作的是我的班主任杨冉云老师，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当时的总编陶本一老师。陶老师曾给我上过现代文学课，但课时少，没有实际接触过，他并不认识我。我至今都记得我去报社报到时的情景，陶老师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对我说：“从今以后，你的时间就归我们了。”我点点头说：“我一定好好工作。”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的典型话语，但当时却并不觉得奇怪。怎么一见面什么也不问，只说这么一句?当时的我已经被一种敬佩之情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激动完全充满了，没有任何想法。当天晚上，我就跟着一位早我一年来到报社的老编辑，去太原山西日报社做语文报的校对工作。语文报的排版印刷都在山西日报。火车很慢，我们到达太原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五点多钟。夜间似乎还下了一点小雨，空气湿润而凉爽，我们从火车站步行了五六站路，到了山西日报社招待所208房间。那是报社租用的一间房子，从那一天开始，我义无反顾地成了语文报人。
那是一些忙碌而又快乐的日子。为了编出一个好的版面，我们不惜花费任何力气。从大量的来稿中筛选稿件，千方百计寻找优秀作者和名作家为我们撰写文章。总编陶老师的严格近于苛刻。每个星期有一个发稿的日子，那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编辑来说就是一个很难度过的关口。陶老师一篇一篇地详细审阅每一篇稿件，就连每一篇简短的“编者按”和“简评”都不放过。只要稍有不满的地方，就要被“枪毙”。一切都从读者出发，一切为了报纸的质量!对于总编的批评，连老编辑都不大敢申辩，更何况我们这些刚到报社的编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换稿或进行修改。常常是，一期报纸的稿子从下午开始审阅，直到凌晨两点才审定，然后立即派人送到太原，我们刚刚松了一口气，马上就进入了下一期的编辑工作。
那是一些不计报酬也不知疲劳的日子。每个月有50元的工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不但生计不成问题，我的大部分钱都寄给家里，帮助父母解决生活问题。工作是快乐的，我们的脑子里只有工作。不管眼前有多少事情，我们都不会厌倦。记得我们编辑部搞过好几次全国性的征文比赛活动：“庆国庆国旗、国歌、国徽、版图征文比赛”，以“我们这个年龄”为主题的征诗比赛，号召青少年利用暑假参加社会活动、增长知识的“走向社会”征文比赛等等，每一次活动的来稿都数以万计，老编辑们都忙着做其他更重要的工作，我就承担起初选和初评的工作，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要放在今天，那一定是要很多人共同做的事情，但在当时，我们只有那样的条件。没有加班费，也根本没想到要加班费。只知道要做好这件事，要认真做好。读着一篇篇来稿，从中感受到青少年奔放的热情与勇敢的思考，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力量与才华，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那就够了!平时工作是这样，即便是节假日，也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我至今都记得1984年春节时的情景：因为正赶上那段时间轮我做校对(当时是由编辑轮流到太原做校对)，直到大年三十我才赶回老家。大年初一午饭过后，我就从老家出发往太原赶，先要骑自行车到县城，然后再坐火车。虽说是春节，空旷的田野上仍然看不到任何春天的气息，那是一个寒冷的令人打战的日子!北风狂暴地刮着，骑在自行车上根本没办法前进，我只好推着自行车顶风而行，一走就是40里。傍晚到了县城火车站，才发现由于节日的原因，当天只有一趟火车，要在很晚时才开过来。没有办法，只有等啊，一直等到火车来时，已经很晚了。那是我平生坐过的乘客最少的一趟火车。整个车厢里除了乘务员，只有我一个乘客。在寂静无人的车厢里，火车的车轮和其他机械发出的声音显得格外响亮。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忍着寒冷与饥饿，在穿越辽阔无边的夜晚!那真是一种难以忘怀的情景，但并不是痛苦的情景。因为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得赶到太原，让报纸准时出版。其实仔细想想，并没有一个领导要求我这样做，寒假期间的报纸也不一定是一期一期准时发行的，即使迟付印一两天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当时的念头就是那样!那年正月，我每天都站在排版车间，和排版师傅一起修改校样。那时还是铅字排印，修改一篇稿子很费劲，每一块十六开版的铅字盘近30斤重，经常还要帮师傅搬来搬去。有时为了对一些地方的版面进行修改——而师傅可能认为根本不需要修改——还会和师傅争得面红耳赤，当然师傅最后还是服从编辑的要求，那是一些非常好的排版师傅。
那也是一些力求创新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能不能搞出一些新意来，从版面设计到栏目设计，再到整个报纸的内容。在这方面，陶老师永远是我们十分佩服的人。他的点子实在太多了，有时我们深感跟不上他的思想。但也正是在他的这种思维特点的影响下，语文报社的很多人从那时起就养成了遇事多动脑子、多想办法的习惯。后来不少人从语文报出来，成了出版界和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我想大家都能意识到，我们从陶老师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终生受用无穷。它是很多人成功的起点。正是在陶老师的领导下，语文报社整个都笼罩在创新的氛围之中，“永不满足，精益求精!”这是我们永远的口号。在创新中前进，在前进中创新，这是我们一贯的风格。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风格，才使语文报的事业至今长盛不衰。
那更是一些放眼全国、开拓进取的日子。直到现在，每当一些外省的兄弟单位人士来报社参观访问时，还常常会提这样的问题：“你们报社在临汾那样一个小地方办起来的，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好?”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总是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临汾确实是一个小城市，也确实曾是一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方。《语文报》是1981年办起来的，可直到1993年，报社都还没有一部直拨电话。要出门更是非常不方便，但这只不过是外在环境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问题。《语文报》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语文手艮》的创办人有着非常开放的思想意识，他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想的不是山西，更不是临汾这样一个小地方，而是全国的大市场。立足山西，面向全国，这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思想。从编辑到发行，都是这样。编辑方面，《语文报》开始创办，就设立了北京分部、上海分部、浙江分部、东北分部，后来又设立了南京分部等，实际上，是全国语文界的精英在办这份报纸，它的质量怎么能不好?在发行方面，《语文报》是全国教辅类报纸中‘两条腿走路’发行方式(即在邮局发行的同时搞好自办发行)的首创者，也是全国自办发行的首创者。我们的发行方式始终是面向全国的。正是这种思想观念，使我们在全国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事情正是这样，正是语文报社最初的领导，让每一个语文报人确立了开放的意识。当我们编辑一篇稿件时，我们想的是全国各地的读者。当我们组织一篇文章时，我们想的也是到全国各地去找更好的作者。其他工作也是这样，我们随时准备到外地去，去寻找我们的合作者。尽管当时的交通非常不便，去外地出差，常常是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在火车上一站就是很长时间。但是困难并没有吓倒我们，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信念，相信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们的付出是应该的。我们相信我们在为中国的语文教学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做一件重要的事。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是一帆风顺的。语文报社的事业也是这样。在循文报》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们这些语文报人从报社所经历的困难中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在顺利时学到的可能还要多。这一点我自己也不例外。
1985年冬，我从《语文报》编辑部出来，和高海平(后来任彦钧、赵建功等同志先后调入这个编辑部)等同志一起办起了《中学生文学》月刊。这个杂志的前身是《中文自学考试辅导》，因为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太需要《中文自学考试辅导》这样的杂志。报社毅然接受了我和另一个同志的建议——这是我们俩去南方出差时一路上酝酿出来的想法——改刊为《中学生文学》。我们为这份杂志确定了十分明确的编辑方针：“中学生写，写中学生。”也就是说，这是一份十分纯正的中学生的文学阵地。在这份杂志的创办过程中，又一次体现了报社领导对于年轻人的信任。报社领导只从宏观上把握杂志的方向和质量，一切具体版面和栏目都由编辑部自己策划。我们不仅要编稿、组稿，还要写很多评论性文章。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投放到了这份热情奔放的杂志中。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我和高海平同志为《中学生文学》创刊号到北京组稿的情形。那是1985年的11月，我们坐火车从临汾到了北京，一下车就直奔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家里，还好，他接见了我们这两个无名的小编辑，并答应给我们带的中学生作品写评点文字。同时又推荐我们去找散文家韩少华先生。第二天，我们坐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找到了韩少华先生。韩先生不仅答应帮我们写稿，还推荐了另一位水平很高的评论家吴思敬先生。我们去找吴先生时，他正好不在家，我们又通过邻居，辗转找到了吴先生的岳父家……就这样，我们冒着寒风，在公共汽车上挤上挤下，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虽然辛苦，心里却是愉快的。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每天三顿饭顿顿是机器饺子。当时的北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小饭店都只卖一种饭，那就是机器做的饺子。也许是这种饭在当时来说更好经营吧，总之我们每日三餐都吃这种家家都做得很“标准”的食品。两天下来，我的同伴高海平终于有点儿受不住了。我们四处寻找，终于在前门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一个很小的山西刀削面馆。每天想办法去一次，改善生活。那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了!没想到的是，到了1993年冬天，我和另一位同事任彦钧在北京组稿，编《语文报·扩大版》，又有了一次差不多的经历。这一次我和任彦钧在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内住了两个月，每天骑两辆自行车穿街过巷，去找作者写稿，我们每天的食品不再是饺子了，几乎顿顿是所谓的“牛肉面”。这种拉面往往又粗又硬，既不好吃，也难消化，但我们当时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既便宜又方便的替代品。当时和任彦钧开玩笑说，应该写篇文章，叫做“逃不脱的牛肉面”，这文章当然并没有写，因为这种生活小事实在也不算什么大困难。只要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就好。当然这是后话。1985年冬天我和高海平的北京之行，为《中学生文学》的创刊做了一定的准备。《中学生文学》月刊于1986年1月正式创刊。第一年发行3万份，第二年发行5万份，第三年发行量就达到15万份。这对于一份纯文学刊物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发行量了。它在中学校园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被好多中学生读者誉为“中学生文学界的从民文学》”。为进一步扩大杂志的影响，我们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征诗活动，从数万篇诗稿中选编了《中学生文学》“诗歌特大号”。不仅在中学生诗歌爱好者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了成年诗人的关注。著名的《诗刊》杂志一次性地从《中学生文学》的诗歌特大号上转载中学生诗作14首，并配发了《诗刊》副主编刘湛秋亲自撰写的评论文章，对中学生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和热情予以肯定。此外，我们还编辑过很多其他“专号”，组织过全国性的中学生文学社团大赛。推出了很多才华初露的中学生作者的作品。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著名作家，而更多的人则仍然活跃在文化领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做着自己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中学生文学》终于迎来了自己停刊的命运。没有错误，没有问题，从上到下都认为你办得很好，读者也很欢迎，但是你得停刊，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事实。为了让它活下来，报社做过种种努力，先是陶老师亲自带我们到西安找到陕西教育出版社，将杂志变成32开的样式，用书号的方式出版了半年，后来又改为报纸的形式出版了一段时间，几经折腾，《中学生文学》的生命终于在人为的波折中枯竭了。编辑部的人马分散到报社的其他部门，去干不同的工作。我和任彦钧回到了《语文报》编辑部。
回到《语文报》编辑部之后，我又成为一名普通编辑(在《中学生文学》编辑部，我曾担任副主编和主编)，开始做第一、二版的版面编辑，后来又和任彦钧一起编语文报一个大副刊《语文报·扩大版》——每月出一期，和正版版面相同的一大张，随正报发行，再后来，这个“扩大版”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副刊《语文报·七彩月末》——每期三大张24版，每月末随正报发行。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流行以出副刊的方式扩大版面，陶老师一心一意想出奇制胜，打造全国单期版面最多的副刊。这个副刊是文化性的副刊，社会性内容多，虽然从原则上仍然坚持“大语文”的思路，但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语文，甚至文艺、体育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其中。大量的文章需要约人来写，这就有了前面提到过的我和任彦钧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组稿的那段生活，有了“逃不脱的牛肉面”。
在北京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很快结识了一批年轻的朋友。他们除了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几位外，还有几位是在在《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大学生》杂志社等单位工作。他们既是我们的撰稿人，有时还帮我们进行编辑。我们还请了北京一些专业作家来为我们写稿，或者将他们已经写好原来准备给别人的稿子挖来。比如我们就曾把张承志的稿子挖来发表。当然要找到一篇好文章并非易事。有时为了一篇文章，我们要跑好几趟，颇费周折。被人拒绝和吃闭门羹的事当然也有，这些我们并不在乎。因为约到一篇好文章的愉快足以抵消这种不快。我们还请了《北京青年报》的美术编辑为“七彩月末”设计版面。因为《北京青年报》的版面设计在当时是很前卫的，而当时我们《语文报》的版面设计还很不讲究，都是由文字编辑自己设计，简单粗糙，缺乏整体风格，形不成一种视觉冲击。过了一段时间，从《语文报》调出去的美术编辑孙隽明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没多久，他就成了我们“七彩月末”唯一的美编。他当时正在北京《中国证券报》打工，顺便给我们兼职。他去过海南、深圳，一直在做美术设计，接受了很多新观念，他的版面设计颇有新意。“七彩月末”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设计风格：用粗细线条进行版面分割，让文字成为一种具有厚重感和冲击力的板块。既清晰整洁，又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力量感，活而不乱。实在说，在语文报社工作这么多年，我们编“七彩月末”的时期，是我们编辑思想最为大胆也最为活跃的时期。可惜“七彩月末”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它的版面太多，致使报纸价位上升，实际上影响了报纸的发行。后来便不得不将它的版面缩小。再后来“七彩月末”成为正版的一个月末版，不再增加版面了，这种形式至今仍然保存着。
在回顾语文报社的往事时，只要是在语文报社工作多年的人，是很难忘记1988年这个年头的。因为那是《语文报》经历了特殊困难的一个年份。主要的困难来自纸价飞涨。大约是从上半年开始，新闻纸的价格每月都在上涨，后来越涨越疯。到1988年的下半年，已经从几百块钱一吨的纸涨到了几千块钱一吨。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两种结果：其一是纸张随时有可能断货，报纸随时有可能印不出来。就我所知，当时的社领导几乎都在为纸张而奔忙。想尽了一切办法。好在承印《语文报》的山西日报印刷厂十分重视《语文手艮》这个“大户”的印刷，除了千方百计保证《山西日手艮》的用纸外，唯一要保证的就是《语文报》的用纸。再加上当时报社领导的努力，纸张总算没有断货。报纸还在一期一期地印刷，但报社在经济上却出了大问题。因为纸价上涨，报价却不能随时涨价，直接导致了报社的严重亏损。当时报纸的利润本来就很少，这样长期下去肯定无法支撑。报社为了减少损失，不得不采取了两个措施，其一是在198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将原来的每期八版，改成一期四版与一期八版轮换出版，以减少用纸，减低成本。要在平时，这样做读者肯定是不答应的，但那是一个特殊时期，通货膨胀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状态，读者也还是能够谅解的。当时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将报社的实际经济状态告诉读者，号召每位读者为报社捐款一元钱。据说最后收到捐款共计2万元左右，这点捐款当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能够更深切地让读者体会到报社的实际困难，理解报社的处境。同时报社内部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就是让全体职工集资买纸。报社的正式职工都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集了资，我记得是集了38万元。当然，难关度过之后，集资款又还给了大家。
1988年的纸价暴涨，带给报社的还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导致报社后来在发行方式上的一个重大决策失误。由于纸价暴涨，定价又不能太高，报社本来就十分微薄的利润无法保证，报社的领导就必须研究出路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报社的生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当时想出来的办法是搞自办发行，因为自办发行利润高，按当时的算法，其利润是邮局发行的3倍。当时《语文报》期发行量150万份，社里估计，自办发行后，即便发行量只剩50万份，其利润也相当于现在的150万份。而用纸量会大大减少，报社的压力就会降低。在今天看来，这个思路当然是错误的，因为150万份的报纸和50万份的报纸是有其本质的不同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影响大不相同。但在当时情急之中，社领导做出那样的判断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都是为了让语文报社在经济上站住脚。说到底，如果经济上站不住了，所谓生存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要自办发行，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有自己的自办发行网络，要有人去做这件事!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被忽略了。《语文报》的邮发代号从邮发目录上消失了，人们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订到报纸。现实是无情的，《语文手鼢的发行量一夜之间猛跌到8万份，全社震惊。我所以在多年之后还不加避讳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它在语文报社发展史上，是一次不可遗忘的教训。这个教训不是属于哪个社领导的，而是属于当时语文报社的每一个成员的。也是属于今天每一个语文报社的成员的。因为就前者来说，我们都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这一决策出台之后到真正落实，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有人这样做。就我自己来说，每想到此事，还是有一种自责的心理。虽然我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普通编辑，且不在《语文手艮》编辑部工作，而在《中学生文学》编辑部，但我们当时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决策的危险性，甚至在编辑部议论过此事，却没有人认真地去找社领导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说实在的，陶老师是一位很能倾听大家意见的领导，尽管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总有明确的主张，我们也乐意服从。那是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他总是比我们看得更远，想得更高。我们当时没有向陶老师和其他领导表达我们的担忧和意见，这是我们的错误，这不是语文报人应有的风格。就后者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无论何时，只要是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一定要反复论证，慎之又慎。这教训是宝贵的。此后几年，编辑部又经过了几次人事变动，发行量也在上下波动，但毕竟元气大伤。《语文报》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状态中。好在人气没倒，大家干事业的决心没倒。陶老师一直在领着大家寻求突破，寻求重振雄风的途径。
《语文报》在低谷里徘徊了好几年。这是一些艰难的日子。直到1994年初，这种徘徊仍未结束。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当时的社领导大力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当时的一个最为有力的做法，就是对报社的中层干部进行“竞聘上岗”，对普通编辑进行“双向选择”。对竞聘上岗的每一位主编，都规定了年利润指标。竞聘上岗的做法当然是很明确的，至于“双向选择”，是指主编有权选择自己编辑部的人员，编辑人员也有权提出自己的工作意向。而编辑部的利润完成情况和年终奖金挂钩。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编辑部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调动工作积极性。我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下走上了《语文报》主编的岗位，但我当时并不是竞聘者，我是在原任主编有意识地不参加竞聘的情况下，被当时的社领导推向主编这个岗位的。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其一，一定是在原任主编不干的情况下我才干。虽然在《中学生文学》停刊之前，我已经担任过杂志副主编和主编，但我还是不愿意同比我资格更老的同事去竞争这个岗位。这不符合我的性格。二是我要求安排三位副主编，他们是张金柱、任彦钧和裴海安。金柱和我是同学，是业务能力很强的原任副主编。帮我抓《语文手艮》正版的编辑工作。彦钧一直和我编扩大版，业务能力和写作水平也很强，帮我抓《语文报·扩大版》的编辑工作，海安除了承担一部分编辑工作外，主要精力用来帮我抓报纸的发行工作。海安是一个工作热情很高，组织和管理能力都很强的人，我认为他干这个工作是十分得力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不错的。当时报社也有个发行部，但主要是做做报纸交流等一般性工作，发行工作是很不得力的。我的这个人事安排方面的要求本身就很特殊，但是陶老师还是答应了，他甚至认为，以前没有人想到要设一位抓发行的副主任(在语文报社，编辑部主任和主编是一回事，不像有的报刊，编辑部主任和主编是两个不同的职任，分工也不同)，我想到了，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是应该支持的。事实上，当时如果说没有陶老师的支持，我的工作肯定无法开展，更不用说取得什么成绩了。
当时的《语文报》已经是一份名满全国的报纸，但实际发行量不到18万份，我从3月底接管编辑部的工作，上半年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只有4、5、6三个月了，暑假间不但做不了什么事情，发行量还会下降2／3左右。而到年底如果完不成50万元的利润。编辑部的全体编辑将连平均奖也拿不到。我们已经有3年没有拿到平均奖了。尽管在今天看来那个平均奖没有多少钱，但在当时看来，那可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收入。而根据当时的发行量和利润率来算，无论如何是完成不了社里规定的利润指标的。面对这种局面，我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曾有好朋友好心地劝我：“这个烂摊子你还是不要接。现在明摆着完不成任务，年终怎么办?”是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说：“事情总要去做才有希望做好，如果不去尝试，永远没有做好的可能。”我这样说这样想，大概与我的天性有关。当我认为某件事情是应该做好的，哪怕这件事明显看来比较困难，我也愿意接受挑战。愿意不计个人得失，硬着头皮坚持到底，直到想方设法把事情做成。反之，如果一件事情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不值得去做，哪怕别人对此类事情看得很重，我也不会去做。这性格其实是有弱点的，但我也只能如此。《语文报》的事情是我认为应该做好的，尽管有困难，但也应该努力。好在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很支持，大部分人信心十足，这就有了做好工作的基础。如何在短期内摆脱闲境，我抓了三件事：第一，狠抓编辑质量，提高报纸编辑水平。当时报纸的发行量下降，同报纸的编辑质量有相当的关系。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订阅以后要退报的情况，一理由是质量差，这件事是令人吃惊的。为了提高报纸质量，我们重新设计了大量的新栏目，启用了美术编辑进行版面设计，规范了编辑流程和编辑部内部的质量管理。经过两个月的整顿，报纸的编辑质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提高印刷质量，同时降低印刷成本。在此之前，《语文报》曾被移到临汾的一家印刷厂印刷，为了提高印刷质量，降低印刷成本，我们将报纸重新移回山西日报印刷厂印刷，与印刷厂重新签订了印刷合同，每份报纸的印刷费降低一分二厘，仅此一项，为编辑部增加利润20多万，加上报纸原有的赢利，利润指标接近完成。第三，发展通讯员，宣传发行工作同时抓。因为当时报社并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发行网络，为了在短期内提高发行量，我们制订了一个全国性的建立通讯员网络的计划，目标是在半年内实现全国每个县都有两个通讯员，通讯员兼管宣传和发行工作。每个通讯员都有一定的发行任务。这个计划虽然当年内没有按计划全部完成，但我们聘了近3000个通讯员，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为通讯员编印了《通讯员工作手册》，创办了通讯员之间内部交流信息的报纸“特快专递”。这些工作对报纸的宣传发行起了很好的作用，报纸的发行从下半年起即大幅回升。到年底，编辑部不仅超额50％完成了利润任务，报纸发行也上升到40多万份。《语文报》开始走出低谷。此后的十几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语文报》的发行量年年上升，一直达到几百万份……
关于《语文报》，关于我自己的T作和《语文报》同人们所努力做过的一切，我当然还可以说上很多很多，但我必须就此打住了。
那是一些难以忘怀的日子!不断地努力，不停地期待，不倦地耕耘，我们宝贵的青春岁月，就在这期待与奋斗中悄悄流逝着。我们有欢乐，也有忧虑；我们有兴奋，也有失望；我们感受过成功的幸福，也感受过枯燥与厌倦；我们就在这起伏动荡的情怀中，度过了多少春夏秋冬，消耗了多少朝晖夕阳120多年来，《语文报》同人的青春和生命，早已化作了无数枚精神的种子，播撒在了数以亿计的读者的心田里。也正是为了这些读者，直到今天，我还在为它的生存和发展而苦苦奋斗着。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以往更为艰难，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但是，我们依然有足够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热情没有消退，我们的精神仍然健旺。
因为我们相信，读者所需要的是真正优秀的文化产品。
因为我们相信，面对新的局面，我们正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我是师大的学生，也是师大的员工。在这20多年的从业生涯中，我与《语文报》的关系，也就是我与师大的关系，为《语文报》奋斗，也就是为师大奋斗。因为《语文手艮》的事业是属于我们每一位从业人员的，更是属于师大的。如果从读大学算起，我进入师大至今已经有28个年头了，28年来，我的生活与事业始终与师大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老家是我生命的起点的话，母校，是我人生的真正起点。这就是在师大庆祝五十周年校庆之时，我怀着至诚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的缘由。
最近以来，因为写这篇文字的原因，常常想起这些年的经历，想到报社的历史与现状，也想起学校的历史与现状。乘兴写过三首小诗，诗虽笨拙，到底也是自己一点心情的表露，不忍丢弃，并录于此。就算是我从秋天的田野上随意采来，献给母校的几束马兰花吧：
其一是关于报社的：
语文报社三十年
卅年飞度不寻常，说到难时动肺肠；
看客徒知楼宇好，同侪最味汗流长；
一心无悔传灵火，万众欢颜醉墨香；
但愿人生回望日，胸腾大美共举觞。
其二是写自己在学校的感受：
校庆有感
母校青春今更健，人生岁月已临秋；
读书未觉寒窗苦，聆教深知暖意稠；
咫尺贤师多谢世，天涯同学欠交游；
参商似此寻常事，留得痴心解万愁。
其三是对母校校庆表示祝贺：
贺母校成立五十年
创业维艰五十年，呕心沥血感前贤；
高楼栉比今非昔，学院争雄尖且全；
艳李娇桃傲华夏，博风硕雨润中原；
同侪有幸多英俊，策马扬鞭更向前！
作者简介：
蔡智敏，语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山西省民盟常委。山西省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走过荒原》，散文集《宁静与声音》《表里人生》，论文集《编读余谈》等。主编语文教学论著多种，计2000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