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顾山西师范大学的历史时，不时总有几位老人的影子出现在我眼前。他们形态各异，性格也各异，工作作风迥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山西师大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只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他们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需要更多细密的思考，还要充分运用领导的艺术，组织并发挥团队中的每一名成员的积极性。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一段时光，是和山西师范大学紧紧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试着读读他们在岁月巨碑上刻下的痕迹。 

总是看见他那瘦瘦高高微驼的身子在校园里各处走着，教室里，实验室里，阅览室里，还有教师宿舍里，看着、听着，有时也谈着。有一次竟然到我的宿舍里来了。先是浏览了我的书架，说了一句，书倒是有一些(好在我是喜欢买书的，两架子书还显得比较充实)，正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又听他问，这些书你读过多少?这下我慌了神，涨红了脸说，有一半吧。透过一副老式的镜框，他微微眯着两只眼睛，看着我的脸说，书不是用来装饰书架的，书是要读的。像是为了安慰我，又添了一句，当然买些书以备急用也是需要的。继而又问我来校快一年了，有没有发现学校或系里有些什么问题是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这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意见是有的，想法也有一些，但都是年轻教师平时在一起随便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系统地考虑过，因此一旦要“正式”向领导报告，尤其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学校最高领导接触，就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完全乱了方寸，脑子一片空白，谈话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也正是如此，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些人抄了他的家，翻出他的日记，在那天的日记里，记了这次访问，表现了他对我失望的情绪。 

然而，我却对他长时期地抱有好感，他来校后不久，我去他办公室，推门进去，不由耳目一新，当时，学校领导的办公室都带着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在我们年轻人看来，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怎么能合二为一，总觉得这样安排真是匪夷所思，是对办公的一种亵渎。初进他的办公室，跟其他领导完全不同，先通过一间大大的会议室，有一位秘书(是山西大学教育系毕业的讲了好几年课的年轻老师)在那儿接待并办公，经过秘书通报后才能进入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没有领袖画像，也没有政治性的口号，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他和其他校领导不一样，体现出高等学校领导人的气质。他还采取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成问题的举措，从农村里调来了一位原先在教育部工作的“老右派”，毕业于中央大学，据说学识很丰厚，来担任他的教学秘书。这件事在学校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知道他底细的人说他的老右倾思想又冒出来了。 

是的，由于他一直抓业务，尊重知识分子，尤其尊重有才华的老教师，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教学业务发展的措施，因而在他的生涯中经常受到不正确的批判，一直被领导扣上右倾的帽子。可是他始终没有反悔，检讨是要作的，路却照样坚持走下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进行了批判，虽然很激烈，但是不论哪一派，对他的人格都是尊重的，很少有侮辱性举动。他就是山西师范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杜石坞(院长是地区专员兼的)。就是这位老右倾分子，在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闻名边区的“杜石坞识字教学法”，受到了当时根据地领导的表彰，根据地的报纸还做了报道。 

在这位被人称作“只重业务，不重思想”的领导主持下，注意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尤其是花大力气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在从北师大、华东师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南北名校中，连续几年招进一批各学科年轻教师的同时，还努力和一些高校联系，引进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前来执教。这样，教师队伍无论是从学识状况、地域状况(不同地区、不同高校所带来的不同研究视角和风格，使学校在学术上兼收并蓄，这点是有远见卓识的。有些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往往执行“本土化”的政策，若干年后就会带来问题，所谓“马铃薯”现象)，还是年龄状况(这是托当年“分配”政策和思想工作的“福”，一批有作为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纷纷来到这块边远的土地，带来了蓬勃朝气，带来了积极向上的“竞赛”，若干年后几乎都成了教学科研的骨干)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几年之内山西师范学院办学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是全省教育界公认的事实。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一些新的领导来到学校，他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他丝毫没有怨言，仍然努力做好他分管的工作，受到大家的尊重。 

我有幸和他共事了20余年。开始，他是我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有幸被打成他的“掌上明珠”，资产阶级路线的接班人；再以后我又成了他的领导。但不管怎么样变化，他总是亲切地叫我“本一”，还带着一个尾音，“本一啊”，总是眯着眼睛从镜片后面看着我，而且不计较场合，什么地方见到，就在什么地方率直地和我讨论问题或者提出建议。 

如今他已逝去，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杜石坞了，知道他的也都是在校史中翻阅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总好像依然看见一位穿着黑色中山装的老人，高高的个子，微微驼着背，在我前面走着、走着…… 

他的心脏一直不太好，身边总带着硝酸甘油片、救心丸这类药物，不时含上一片，许多人都担心着他的身体，劝他干工作要悠着点，毕竟身体还是第一位，他总是笑嘻嘻的回答：“知道，知道，谢谢啦。”但是，你转过身来再找他，又不知道他跑到哪个系哪个部门去了。 

王增谦同志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被省委任命为我校党委书记的，在这之前，他担任临汾地委的领导职务。他作风稳健，对人谦虚，群众关系很好，但绝不是什么“老好人”，在笑呵呵的脸庞下面有一颗坚强的心，一旦拿定主意就会坚决执行，所以在临汾地委的工作人员中口碑很好，这样的领导干部到我们学校应该说是适时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教工中的派性还有，虽然在我们学校表现得不是很厉害，但也阻碍着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已经入校，与其有关的建设——制度建设、教师队伍的建设、土木工程建设、教材建设等等都得重新开始。其他高校也存在着困难，而我们学校面对的困难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首先是校址的确定，“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支野战军的司令部占了我们学校，我校先是借临汾一中安营，以后又迁到临汾师范借宿。临汾师范学校原本的条件就很差，再加上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武斗的据点之一，校园残破不堪。前几任领导觉得高校应该相对集中在省会城市，很希望学校能搬到太原去，所以不愿意在临汾投入建设的资金。这样，到20世纪70年代末，除了为安排工农兵学员入学搭建的两座三层小教学楼外，其他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连工农兵学员都把学校戏称为“车马大店”。校址不确定，其他任何建设都无从开展。第二是经费极度短缺，那是个百废待建的年代，由于那场既破坏物质更破坏文化的运动，共和国的重建急需大量的资金， 

再加上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没有现在这样明确，因此，教育经费的投入仅仅是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标准。对我们学校来说，一切教学设备、教学资源都荡然无存，省政府所拨的那点经费就连维持生存也都得绞尽脑汁，还有什么钱搞教育?第三，更为至关重要的是教师大量的流失，带来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临汾是一座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城市，本来就没有任何吸引人才的条件，所以学校也无法去稳定教师，只要教师提出要离开的申请，学校虽然很惋惜，也做挽留的工作，但最后基本上都会放行。因此到恢复招生的时候，各专业教师短缺的现象十分严重。我说了那么多其实还只是皮毛，真正的困难比我列举的要多得多。王增谦这位心脏病患者，这位50多岁却已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踏进了校园!我甚至怀疑他在来以前是否真正了解学校的真实情况，如果他了解了还是坚持进来，那么这个人一定具有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种勇敢和贡献的精神。 

那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因为派性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要消除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播下的灾难的种子，谈何容易。可是，对立情绪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学校一切工作也就无法开展。于是，大家都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头发已白的老人，右手放在左胸前，拖着困乏的双脚，走在校园的路上。他尽量挤出时间来访问教师和干部的家庭，了解教师和干部最细微的脉跳，坦诚地谈论着学校的困难，请他们讨论，提出解决困难的方法。有时为了消除某些同志心中积淀已久的疙瘩，反复去那些人的寓所或约请他们来自己的办公室做工作。他从不拒绝群众的来访，以至于经常耽搁进餐的时间。他也不计较来访人的情绪，某些同志一时失控，对着他大声嚷嚷，他仍然微笑着对待他们。正是他这种坦诚的态度，真心实意想把学校搞上去的愿望以及脚踏实地立刻采取行动的方法，感动了山西师大几乎所有的人。没有人能够否认山西师大教职员工的精神面貌在王增谦书记的任内发生了很大变化。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现在的一号教学楼是在他任内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有人或许会问，盖那么一幢普通的大楼有必要在校史上记上一笔吗?是的，这是一幢普通的大楼，但是它却包含着一种理念，一种决心。这幢大楼从打地基到他来，盖盖停停已经好几个年头，但总也完不成，门前的喷水池堆满了垃圾。其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比如经费短缺等等，不过最重要的仍然是领导者的决心，也即前所提到的学校究竟办在这儿还是办在太原。因为想迁往太原，所以对这幢楼的建设没有显得那样紧迫。王增谦来后的态度是不管搬与否，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学生要有学习的场所，学校要对学生负责，必须下决心尽最大努力建成这幢楼。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包括利用省委高层的老关系)，这幢楼终于建成，解决了千余名学生学习的场所以及一些专业的办公室。这里体现了一个学校的领导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什么?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以人为本的概念，然而，他确确实实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学校的工作，确立了服务的观念。工作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毫无疑问，应该抓教学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拧紧各部门的心，使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使工作走上轨道。一个是为教学服务，一个是为学生着想，这是他在高校工作的基本思路，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 

1980年初，我向学校党委提出编辑出版《语文报》的申请，其时学校党委对这份申请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不少领导持反对态度。这也难怪他们，“四人帮“粉碎不久．思想还未解放，“左”的阴影还笼罩着大家。尤其是我们中文系，在编印资料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受到省委通报批评，更使学校的领导胆战心惊，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事多做不如少做。只有一名学校领导站出来说：“我赞成!”他就是刚来不久的校党委书记郭璞。他明确表示如果这件事出了问题就由他来承担全部责任。正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语文报》才得以走到今天。 

今天也许我们会觉得这句话很平常，但是在当时是要有惊人的勇气和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我和我的同事们(包括外省市的一批著名教育工作者)听了后，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有的还流下了泪水。 

郭璞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从事业出发，用党性来考察和检验事物，不管环境多么险恶，不管困难多么艰巨，不管反对的声音多么嘈杂，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定、果断、想方设法达到目标，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作家丛维熙打成“右派’’被押解到地处临汾地区的劳改场所劳改，刑满释放后无处安身，他的一个朋友不知用什么办法找到了郭璞，请求帮助。那时郭璞是临汾地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了解了情况后，觉得这是个有才华的青年，二话不说就把他安排在宣传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这让其他人(领导和下属)觉得不可思议、胆大妄为，但是他做了，毫不犹豫地做了，心安理得地做了。丛维熙“文化大革命”后调到北京工作，他曾深情地说：“只要郭部长健在，我就每年都要来看望他。” 

郭璞是接替王增谦担任山西师大党委书记的，他个子不高，人瘦瘦的，但走路却非常矫健，一般人跟不上他，只可惜耳朵很背，戴上耳机，说话的人还要大声，他才能听见。耳背，心却一点不背，对学校的整体发展，对各个专业发展的计划，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尤其是对有才华教师的稳定和发展，他心里都清清楚楚有一本账，应该说从他开始，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建设，随着国家的发展，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蓝图，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他很喜欢邓小平对科研工作说的做后勤部长这番话，他要做山西师范学院教学工作的后勤部长。他坦率地承认对高校管理知之不多，所以通过省委调来了20世纪50年代由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的黄志胜来担任学院管教学的副院长，放手让这位副院长和各系主任们抓教学业务，而他则腾出比较多的时间来抓学校的思想建设、体制建设、教师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建、后勤等部门的工作，最大限度地保证教学工作的开展。 

那段时间里，大家最高兴的是一座座教学大楼投入使用，先是工字形的图书馆落成，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知识信息的殿堂；然后是可以容纳2000人同时进餐的学生餐厅投人使用；而在那些建筑物建设的过程中，大家时时可以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在建筑工地上跑上跑下，监督着建筑的质量，随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这幅画面我相信老师院的人都不会忘记。 

他是一个典型的事业型的人，学校离他家很近，步行只要十来分钟，但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都住在学校里不回家，所以他的办公室晚上也成了他的接待室。他的生活非常俭朴，我第一次和他去餐厅，炊事员给他端来了一碗小米稀粥、一个馒头和一碟酱菜，使我惊讶不已。他极少吃荤菜，医生几次警告他营养太差，他总以生活习惯作借口。他也有爱吃的东西，每次去太原出差，他总要去街头小摊那里要上一碗灌肠（完全是杂粮做成的）加上很多醋和辣子，吃完了满意的嘬嘬嘴，这大概就是他的享受吧。他要求自己很严格，一直到退休后也是如此。退休教工打门球，他打得不好，早早被淘汰了，但是他总是站在门球场旁，到最后才离开，为的是清扫场地，所以他的手里老是拿着一把大笤帚。我和他曾经共事几年，耳闻目睹亲身感受了他人格的魅力，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始终把他当做自己人生的导师。 

1980年夏，省教委工会组织一些教工去泰山旅游，我们学校推荐化学系许根元老师、校印刷厂张春兰女士，还有我和他——图书馆陈曼若先生参加这次旅游。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由省级单位第一次出面组织高校知识分子的大型活动，先到青岛，后转曲阜，最后去泰山。路过济南，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湖里雪白一片，接着粉红一波，衬托着翠绿的荷叶，煞是好看；再加上刚粉碎“四人帮”，好像才摆脱沉重的枷锁，心里有说不尽的欢喜，大家的情绪都十分昂扬。他忽然对我们山西师院的三个人说：“明天中午我请你们吃饭。”我们以为这位年届六十的老先生心里高兴要请我们美餐一顿，也就答应了。第二天，选了一家傍着荷花池的饭庄吃饭，酒过一巡，他才微笑着对大家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乳名就叫荷生。难得碰上一池好荷花，一个好天气，所以请各位来聚聚。”我们这才明白陈老先生请客的用意，赶紧站起来慌不迭地举杯向他祝贺。可惜，他没能和我们一起爬上泰山，在崂山游玩时，不小心弄断了脚骨，只得回北京女儿处休养了。他一心想去曲阜和泰山，但是已经到了门口，又打道返回，不仅他自己感到遗憾，全团的人都为他惋惜。 

陈曼若先生可以说是我校文科专业的首席教授，据说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一次聚会时，曾问周谷城现在湖南的老人中谁最有学问，周谷老指着陈曼若说：“我看就是他。”于是“湖南第一才子”的称号也就传开了。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无法考证，但是他的渊博知识却是令许多人敬服。他原本是程潜的幕僚，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谢觉哉的秘书，谢觉哉十分看重他的才华和为人，但是1957年却也没办法把他保下来，被打成大右派，一下遣送到山西临汾，不过还算好，他的改造场所是在山西师院，学校又让他去图书馆，这样劳动量并不重，而跟古书打交道又是他的所好。他对山西师大最大的贡献是把馆藏的古书做了一次精确的整理和分类。不管是谁（包括校外的和省外的）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有什么问题，像古文字的考证、文句校误、版本的勘误、史实的出处等等，他都会立刻让你去翻找某一本书、某一章节、某个段落，你按他告诉你的途径去查找，准能找到准确的答案，豁然开朗，同时又会深深佩服这位老先生的才学，所以有不少人称他为“国宝级”的活字典。他还是位著名的书法家，但在临汾，在我们学校，他的这项才能确实被埋没了。每逢春节，学校不少人都要请他写对联，一个春节总要写上百幅楹联，不管是领导还是工友，他是来者不拒。大家只觉得他的字写得好，认认真真地把它贴在门上，图个吉祥。但是节完了，对联也就完了，任凭风吹雨打，不知飘落于何处，谁也不知道他是位书法家，有地位的大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在文人雅士圈里享有极高的声誉，陈诚给他母亲祝寿，请陈先生写一个“寿”字，润笔费相当于500担大米。直到他去世后，人们才重新知道他这方面的价值，《人民日报》等报纸杂志才有介绍论述他的书法方面造诣的文章。我曾经想要他一幅字，奇怪的是这次他没答允，却也没有拒绝，而是说，就把他去年给我写的那首诗裱上即可，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这是他近年来写得最满意的一首诗和一幅字。在这首诗里表达了一位老人对我深切的期望。 

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在他病重的时候没去看望他，那时《语文报》刚开张，正是杂事烦扰(也许是庸人自扰)的时候，竟然没抽出一点时间去探视，而他是希望我去看他一次的。 

什么人到他办公桌前，他都微笑着谦恭地站起来，对领导是这样，对一般职员也是这样，对年纪大的教师是这样，对年轻的教师也是这样，连我这个刚和他接触时才二十五六岁的小年轻人去，他也站起来微笑着问我：“陶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干的?”弄得我站在那儿很是尴尬。他也是一个“右派”，是从北京教育部一直下放到晋南一座村落里劳动改造，后来被杜石坞发现，是民国时期江苏省教育学院的毕业生，抗战时参加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热血青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教育部工作，了解中央的政策，懂得教育的规律，学校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于是就下决心把他要了过来，不分配到任何一个系，就放在自己的办公室，作为校长的智囊。他就是教育专家李邦权。“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三重身份：“国民党反革命军人”、“反社会主义右派”、“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吹鼓手，走资派的黑高参”使他吃足了苦头，夫妻两个全被隔离审查，留下来几个小孩有一顿没一顿地凑合着过。 

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懂得教育的专家，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杜石坞当校长的时代，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在我当校长时的那个阶段，他对学校的工作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所地处偏远、基础薄弱、人才紧缺的高等师范学院如何根据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同时又考虑自身的现实资源来形成学校的特点，做了审慎的分析和清晰的规划，有理论的依据、有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可借鉴的其他高等院校的个案，这些都是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他关心国家的教育事业，关心学校。这种关心是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要求，并没有谁向他下达过什么指示。我80年代初期担任校长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但是他的学习精神丝毫没有退休，他的书房三面墙上矗立着好几个大书架，书架上塞满了有关中外教育的书、杂志、剪报和其他资料，连书架顶上也都摆满了。看得出这些书并不是装饰品，它们横放着、竖插着，说明主人时刻翻阅着它。打开一个个文件袋，里边分门别类地放着剪报，有些年代久远，纸都发黄了，可他舍不得丢弃，在和别人谈论问题的时候，经常随手抽出一张剪报来加强他的论说力，当然他更不会忽视随时代发展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他是老教师中用个人经费订阅专业报刊最多的一位教授。我喜欢去他那间书房，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那位老人总是伏案或读书或摘录做笔记，听到我的敲门声，他的太太(周老师，首都一位有经验的中学老师)总是大声说：“校长来了。”于是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爽朗的笑声，李老师快步从书房里出来和我握手：“本一（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从来没有叫过我校长），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我会在他的书房里一坐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听他介绍教育的发展形势，听他对学校工作提出的意见和设想，我的脑子好像开启了很多扇窗子，吹进了一股股清新纯净的和风。有时我到他书房只是为了休息，我们会天南海北地闲谈起来，他知道很多名人的逸事，也知道许多掌故，听起来煞是有趣，当然也增加了很多知识。他的生命比较长，九十寿辰的时候，他的子女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可惜他已经不太清楚这种父母子女团聚的欢乐，我至今很难想象这位充满智慧的老人怎么会和“痴呆”两个字联系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其他许多位老人，在山西师大的历史上，他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如今他们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的生命却依然在延续，在山西师大的这座校园里，在山西省这块黄土高原上，在他们每个学生的心底里延续着、充实着，并且不断影响着我们、我们的子孙，在这伟大的过程中，他们必将获得新生。 

作者简介： 

陶本一，生于1941年，上海市人。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晋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80年任语文报社社长兼总编。1983年任山西师范学院院长。1984年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1994年调任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高等师范院校语文学科教学论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文报刊协会顾问等职。编著《语文学科教育学》、《中学语文备课手册》、《中国新时期语文教育》、《中国学生作文年鉴》等著作10余种30余册。在《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编的《应用语文》曾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是国内卓有影响的语文专业报刊语文报社的创始人，并创办《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报》发行量居全国同类报刊之首。1989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后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传记协会收入世界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