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来山西工作，安家落户。常说自己“名为越鸟，实为胡马”——我生长在江苏南京，可是同汾河水、黄土地却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个教师、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长期耕耘在这片土地上，至今50年矣!其间，1970年11月至1983年6月有幸在山西师大(当时的山西师院)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在我生活的道路上有“三个转变”：从学生到为学生服务的教师；从教师到为教师服务的教务处长和教育厅长；从留学生到为留学生服务的教育参赞。从而获得了“三个陕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我在大学教学25年，桃李芬芳，有此乐也。又在教育厅、大使馆、省政协工作15年，可谓：得天下英才而交之，又一乐也。退休后，含饴弄孙，博览群书，网上冲浪，云游四方，一览大千世界之旖旎和变幻，不亦乐乎。
上述戏剧性、跨越式的转变都同山西师大分不开：1972年，我被任命为教务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1979年，在领导的同意下我报名并考取了教育部留美预备生；1980年，在我出国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越级提升为山西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1981年4月至1983年5月在纽约州立大学物理系做访问学者；1983年4月(当时我还在美国)被赋予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重任。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没有远见卓识的校领导的关怀和培养，没有诚挚友好的同事的鼓励和支持，这些转变是完全不可能的。
值此山西师大50周年校庆之时，作为一名师大人，一名师大派出的留学人员，我愿奉上自己的留学写真，作为一份小小的献礼。
圆梦
1976年是中国命运大转折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的一年：三颗巨星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陨落；发生了千年不遇的天崩地裂——吉林陨石雨和唐山大地震；传来了“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全国敲锣打鼓的大喜讯。
这乾坤巨变恰似李贺《雁门太守行》所描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对国家来说如此，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高考和出国留学制度恢复了1978年女儿考上了大学；1979年我考取了教育部留美预备生；1981年圆了少时的留学梦，赴美进修理论物理。
背负着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的期望，1981年4月15日，我第一次登上了cA981波音747客机，从北京经上海、旧金山飞到纽约。驻纽约总领馆的一辆紫红面包车，把我们接到曼哈顿第12大道520号一座西面临海、高21层的灰色大楼。17日晨，三位萍水相逢的访问学者把我送上火车，3小时后抵达RENSSELAER车站(离目的地纽约州奥尔巴尼市最近的站)。前来接我的有指导教师INoMATA教授和他的博士生何颂础，还有一位化学系的访问学者古练权。到了学校，导师带我去见物理系主任GIBSON教授。之后，小何、老古把我送到缅因南路36号“安家落户”，从此开始了两年充满甘苦的清教徒生活。
美丽的校园
大学所在地奥尔巴尼是纽约州首府，人口10万，东边是著名的哈得孙河HUDSON RIVER,北边是莫霍克河MOHAWK RIVER，二者在东北角相会合。市内主要大街有三条(中大街、西大街和华盛顿大街)，从西北向东南逐渐收缩，汇聚在城的东南角，像一只古老的蘸水钢笔尖，直插哈德孙河。
大学新校园(主部)在城西北，占地3000余亩，绿茵环绕，郁郁葱葱；老校园在城东南，小巧玲珑，身居“闹市”。二者相距十几公里，从清晨至深夜校车川流不息地运行着，高峰期车距为5分钟。
新校建于1962年，规划宏伟，构思新颖，交通便利，南面是西大街，北面是华盛顿大街。从空中俯视，校园轮廓像一朵盛开的梅花，主要建筑在中部，布局像麻将牌的“五饼” (不过“饼”是方的)：四角上的“饼”是四座相同的、高20层的塔楼(学生宿舍)，每座塔楼都环绕着三层高、口字形的附属建筑，用做食堂、购物、休闲和娱乐场所。中间的大“饼”是长方的，东西长400米，南北宽200米，十座教学大楼和一座服务大楼(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沿边而建，平滑的楼顶连成一体，构成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扁口形建筑群。地下有宽十几米的隧道连通一气，雨雪天人们可通过隧道到各自的楼里去。建筑群的中部凹下一层深，有一个天蓝色的大型喷水池，池中有高耸人云的水塔钟楼。正点的钟声清脆地荡漾在校园内外，塔尖的信号灯在夜幕中静悄悄地闪烁着红光。，喷水池的南北两边是15个多功能地下教室和阶梯大教室，东西两侧屹立着大学的艺术中心和图书馆，各自的背后是一个美丽的花园。校园的建筑呈乳白色，水平和垂直的线条在她的玉体上勾勒出简约、明快、舒展、富有节奏感的轮廓，周围是茂密的枫林，地面是绿茵茵的草地，加上蓝天白云和明媚的阳光，那是一幅多么引人人胜的图画啊!
清教徒的生活
如果说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么80年代初期也是一个黄金时代，人们的心中又一次扬起了理想的风帆。我有幸成为一名弄潮儿搏击其中，感受到“人生难得几回搏”的紧迫和快乐!
1979年3月，我按教育部录取通知，去西安外语学院留学预备部英语强化班学习。当时有4个班共120人，多数已过不惑之年。这些不幸的幸运者，在去梦年华居然实现了早已淡去的留学梦，每个人都憋足了劲，“苦恋”英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久，三分之二的学员开始服用安眠药，其中也有我这个从不失眠的人。从此，“安定”成了我的不可分离的伴侣。记得出国时我带的生活和学习必需品中就有5瓶安定。
在国外，作为访问学者除了自己并没有任何人(包括指导教师)能给你加压力。但是，人民供养着你(当时，一个月400美元的生活费，相对于国内五六十元的月工资，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祖国在期望着你。那种爱国思乡，怕无颜见江东父老之心在鞭策自己；那种想弥补20年蹉跎岁月的悔恨之心在激励自己。因此，我同许多留学生一样过起了一种清教徒的生活。
到达奥尔巴尼的第一天，老古、小何带我到超级市场KING’S和PRICE
CHOPPER买了床上用具、锅碗瓢勺等只花了36．97美元(当时安置费是60美元)。我同老古、老金三人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由于厅大，拉上一个帘子，我就住在里面。“先行者’’留下的两个床垫，叠在一起就是一张床(平生第一次睡软床)，拿出刚买的床单、枕头和两床腈纶毯子，睡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早餐是两年一贯制的牛奶加麦片，煮开后泼上鸡蛋花，可算营养丰富、物美价廉(1美元足矣)。午饭在食堂吃，一餐1．5美元，饭菜、牛奶、果汁、饮料随便拿，买上一张饭卡就行啦。晚饭自己做，两菜一饭，荤菜不是鸡就是鱼，连体的鸡大腿29美分一磅，比蔬菜便宜。每月饭费不到100美元，加上房租水电气180美元就够了，扣除合作医疗费20美元，每月可节余200美元，留作旅游和“八大件基金”，已是绰绰有余，但绝不乱花一分钱，系里5美分一杯的廉价咖啡，我是从来没有问津过。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从早到晚，一天三班，一周七天，两年如一日，但与时俱进，不亦乐乎!从不觉辛苦，而是“心苦”，乡思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周末，我去看小李，她不在，就和另一位老师聊天，偶尔看到了小李的小书桌上的一首诗和一张照片。诗是李白的三五七言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惊复归，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照片上她同一个男孩子坐在草地上背靠着一棵树，旁边写着，“让我们一起成长!”可谓：情愁乡思难下眉梢，每逢佳节更上心头。记得那年中秋之夜弹泪吟诗寄相思：秋雨惊破游子梦，奥城枫影银辉中；苦雨连绵何时尽，直插云霄飞远东。
良师益友
我的导师INOMATA教授是位美籍日本人、著名物理学家，治学严谨，学术精湛，朴实无华，为人忠厚。第一天，他亲自驾车去车站接我，随即引见正、副系主任。当晚，邀好友设家宴为我接风，宾主亲切交谈到夜里一点半钟。第二天上班，我发现了教授的精心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放好了办公桌、书架、柜子和办公用品，信纸信封稿纸等一应俱全，连红蓝铅笔都削好了。接着连续4天同我讨论进修计划，确定三项任务：围绕费曼理论和量子场论听五六门课；为回国开费曼理论课做好准备；每年在顶级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
教授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良师。他辛勤耕耘的精神，使我吃惊不已：他白天工作8小时，夜晚学习6小时(晚九点至深夜三点)，几十年如一日。记得198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去学校讨论一篇论文，让我在家等他。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到，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对不起!我应该接上你一同去学校，可我把车开到了学校，走进办公室才发现你不在!”我笑着说：“看来，你还没有忘记办公地点，如果你忘记了，就赶上爱因斯坦了!”因为睡得晚，他的课(每学期两门)一般安排在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然后是简易午餐，三明治和水果，2点至5点指导研究生，5点以后专门同我讨论。
他熟悉中国历史，喜爱古诗词，所以我们常常是先理后文，谈天说地，一发而不可收。有一次谈起做学问和谈恋爱的相似性，我用繁体字在黑板上写下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的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教授从繁体汉字悟出大意：做学问或谈恋爱都要历经“三种境界”或“三个阶段”(迷惘，执著，顿悟)才能到达彼岸。那天，我们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直到他的太太来电话才结束。1986年教授访问山西大学时，我特请著名书法家为他写了这些名句，至今一直挂在他家的客厅里。
在两年研究工作中，由于他的精心指导，我完成了4篇论文，其中3篇发表在世界著名刊物《物理评论》、《物理快报》上。先后在美国物理学年会和曼谷国际理论物理会议宣读论文，并以中国代表身份担任了一次大会执行主席。记得回国前，我向伊诺马塔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并说自己这两年做得太少了，希望今后继续给予指导。他幽默地说，“难道你想赶上爱因斯坦?”我笑答道，“那是不可能了。如果不耽误这么多年，我可能会赶上你的。”
在那“心苦”的日子里，友谊显得更珍贵。美中友好协会奥尔巴尼分会给了我们无私的关怀：每逢节假日为我们安排聚会、郊游和参观访问。为了帮助我们过“语言关”，给每个访问学者选定一位义务辅导员。我的辅导员是SUSAN，每周三下午送她的儿子到学校教育大楼听课时，我就在约定教室里等她辅导英语。后来，她儿子的课程结束了，就开车接我到她家上课，两年如一日风雨无阻，这种诚挚的友谊我是终生难忘的。
1982年暑期，美中友协的热心朋友HOR0wITZ夫妇邀请小李和我去BERKSHIRE音乐中心(位于马萨诸塞州的TANGLEWOOD)欣赏波士顿交响乐团、波士顿大学青年乐团的精彩表演。那是一个仙乐飘绕、赏心悦目、令人难忘的夜晚。演出在森林环抱的露天剧场进行。开演前，油漆一新的老火车头拉上色彩斑斓的几节车厢，满载着乐队和身穿节日盛装的女学生，组成一支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揭开了TANGLEWOOD森林音乐会的序幕。演出后，从MAHKEENAC湖边响起了烟花火炮声，无数“火箭”拔地而起划破夜空，绽开五彩缤纷的花朵，像霓裳仙子翩翩起舞婀娜多姿。草地上，一群年轻人在吉他和手风琴的伴奏下边歌边舞，歌声传来了“HAPPY BIRTHDAY TO YOU”，原来他们正在向一个漂亮姑娘祝贺生日。
满载而归
人生的三大财富是健康、友谊和知识。在奥尔巴尼的两年中，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从良师益友那里得到了帮助，结下了诚挚的友谊；连“留学梦”带来的后遗症——失眠也在心灵的按摩中痊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然缺乏物质财富。从50年代至90年代，“三大件”是人们追求的物质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逐步提升到电视、冰箱、洗衣机。进入新世纪，“三大件”也有了新内容(住房、汽车、电脑)，但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有人用“2+X”来表示，2代表住房和汽车)，乃至转向对精神财富的追求。
作为一个平常人，我也有物质追求，只是不那么贪婪而已。出国前，我家连早期“三大件”中的缝纫机也没有，缝补之事就偏劳妻子了。对此，我常有内疚之感。
当时，留学回国允许带“八大件”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电视、冰箱、洗衣机，还有照相机)，这是多么令人向往，多么令人羡慕的物质财富啊!我的“八大件”是由中旅社代购，在美国交钱北京提货。当我从北京大华宾馆提出“八大件”，装满一辆三轮车时，路人羡慕不已地说：“这可是万贯家财，一辈子也挣不下这么多呀!”一个年轻人出价1600元要买我的SHARP收录机(原价按1983年的汇率只合人民币360元)。
有道是：“鼹鼠饮江不过满腹”。这“八大件”对我来说已经“满腹”了。20多年过去了，它们都还在继续服役，并没有像我一样退休了。
这次赴美圆梦，不仅有物质的丰收，更有思想的丰收；不仅在物理专业上有长足进步，增长了才干；更为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索空间。
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有些已恍若隔世，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了；有些却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刻骨铭心了。
人生难得几回搏!人生难得遇知音!一个人的生命之河有起伏有旋涡，在回归大海之间难得有激波，更难有映射出彩虹的激波，如果你有幸遇见她，你会终生难忘，永忆而常凭！
作者简介：
蔡佩仪，江苏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教授。曾任山西师范学院副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1989—1994年任驻澳大利亚使馆、驻英国使馆教育参赞；1995—1998年任第七届山西省政协常委、文教委员会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