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山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播篮，毫无夸张之处。现在《辞海》所附年表，是从周代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也就是说这是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而在周以前，还有记载不太详尽具体的唐尧、虞舜、商汤等4个较为绵长的历史时期，尧都即在今山西南部临汾附近，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山西成了古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而在东周时代，山西则是春秋诸侯中晋国的封地。晋三分为韩、赵、魏，文化依旧夺目。秦汉以来，这种文化优势基本上没有动摇。山西省的地理环境十分特殊，汹涌澎湃的黄河成了西、南两个方面的屏障，北有长城天险，东有崇山峻岭，省内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纵横交错，交通不免阻塞。这种十分不利的条件，却使山西省的大量古建筑、古墓葬、古典籍较少受到破坏或流失，成了现在全国古代文物蕴藏得最多的一个省。整个古代文物的蕴藏、分布是如此，戏曲文物亦不例外。全国唯一完整的元杂剧壁画《大行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就保存于洪洞县，《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也地处永济县，几经重修，十分宏伟。另外，山西南部许多古墓均有戏曲壁画，墓主姓董者极多，一说《西厢记诸宫调》作者董解元很可能就是墓主之一的董朗或其族人。而关汉卿的籍贯虽有多种说法，认为山西人的则较多。根据以上情况，山西确为戏剧文物大省。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虽然王国维以《宋元戏曲史》而成为这学科的奠基人，因为无法充分利用文物，主观上对文物的重视也不够，所以研究的范围往往局限于文本，局限在平面，而实际上，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应该是密切联系时代背景、风俗民情、舞台表演等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有识之士，早就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如何解决，成了教育界、戏曲界十分关注、焦急的件大事情。

20世纪80年代，陶本一出任位于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院长，不久，学院晋升为山西师范大学。当时，原中山大学王起先生的研究生黄竹三同志正在中文系任教。经过多次交谈，陶本一与黄竹三取得了共识。山西师大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戏曲史研究，就地取材，有充分的戏曲文物可以利用，可以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84年，成立了直属校部的戏曲文物研究所，由黄竹三任所长，组建了一个班子。从此，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无论从方法上、内容上、成果上上来看，都起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由此从平面走向了立体。

此后，该所一面积极充实机构。一面首先在全省范围内有重点地展开实地调查，征集文物。同时，该所将对全国其他省市的戏曲文物的了解也排上了日程，尤其是对那些重要性非同一般的戏曲文物，则予以摄像或复制。

在1990年之前，他们就已做了4件大事:

首先，他们以研究、调查所得编著了《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198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图片部分163幅，其中在山西新发现的就有新绛县元代墓葬杂剧砖雕、万荣县元代戏台遗址等等。有了这些实物，宋代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元代的《南村辍耕录》、《青楼集》等一系列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就有了可以相互发明的佐证，从而使今人对宋金元戏曲的舞台、众多角色、化妆、服饰、切末、乐器了解得更其体、其各个时期表演方面艺术特征的嬗变轨迹也得以逐渐显露。《附录二》将山西省内万荣、平顺、芮城、侯马、临汾、洪洞等处有关戏曲的主要碑碣的碑文全文转录，更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罕见文物。更难能可贵的是，该所研究人员对千辛万苦搜集到的东西，没有奇货可居，而是公之于众。风格之高，值得赞扬。该所对中国戏曲史的贡献实在不可低估。

为了向国际汉学界展示研究成果，并与世界各国戏剧史论学者建立必要的联系，研究所在美国举行了中国戏曲文物的展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黄竹三等在展览现场也作了密切联系实物的讲解。从此，国外学术界不仅对中国古代戏曲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同时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有了新的评价。

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的成果一批又一批涌现，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借此，该所创办了《中华戏曲》，既是发表成果的园地，也是和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办到第5期，该刊已经充分显示其国内外任何戏剧报刊无可取代的学术特点与广泛影响。于是中国戏曲学会乃与该所双方合办该刊，使之成了中国戏曲学会会刊，先后由黄竹三、龚和德、张守中、廖奔、冯俊杰、窦楷诸人任主编、副主编。其作者队伍相当庞大，所内研究人员固然是一支主力，国内各院校、研究机构也大力支持。中国香港的陆润棠、中国台湾的王安祈、日本的金文京、韩国的吴秀卿、美国的罗锦堂等教授专家也都在这份《中华戏曲》上发表过重要的论文。

山西师范大学及其戏曲文物研究所还在1986年主动承办了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的第二次大会，全国研究戏曲史的人员如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教授等等，均来参加，可以说群贤毕至。他们还特邀了日本研究《西厢记》、《牡丹亭》的权威岩城秀夫作为嘉宾参加。宣读论文，交流心得，当然是此会必不可少的日程。陶本一校长、黄竹三所长还精心安排这一大批教授、专家，从临汾开始，一路考察山西省最为主要的有关古代戏曲的文物与景观。洪洞县明应王殿的元代壁画和永济县的普救寺当然不会遗漏，非到不可。此外，还去了一些事先根本猜想不到的地方，例如洪洞县的监狱旧址。虽然《玉堂春》一剧不一定确有其事，但王金龙与苏三的悲欢离合却一直牵动老百姓的心弦。洪洞县的监狱旧址保存着据说是当年苏三的牢房，引起了人们的种种遐想。到关羽故乡解州，教授、专家们又参观了全国最为雄伟的关羽庙，供奉了崇宁真君关羽。此处庙宇说明了元杂剧《关云长大战蚩尤》一剧的历史背景。其时，宋徽宗笃信道教，道士一再上奏关羽显圣，于是庙宇多次扩建，宋、元、明、清四代在此曾演唱了多少次《单刀会》，那“大江东去浪千叠······”的豪迈高亢声音至今犹在人们的耳边回荡。主任怕教授专家们看了普救寺仍不满足，还安排大家去《长亭送别》的地方欣赏秋色，再去黄河岸边看看当年“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西厢记》唱词）的绝妙景观。这次戏曲文物之旅，对日后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4年，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巨大的基础工程，即组织全国的古典戏曲文学专家，集中力量对明清《六十种曲》进行评注。本来，戏曲史的研究向文物的倾斜，是对过去只注意文本而忽视戏台、碑碣等文物实物的研究方法的一种纠正或补充，而戏曲文物研究所在独占戏曲文物优势之后，不仅没有漠视文本，而且注意到了两方面的研究不可偏废，所以才决定启动这一项巨大的工程。

众所周知，汲古阁《六十种曲》是元、明、清三代留下来的内容最丰富、形式最规范的一部戏曲佳作选集。主持人毛普为常熟人，是当时拥有良田万顷的大藏书家，他本人是钱谦益的门生，又与著名学者陆贻典、冯班等为亲友，他的藏书都经过亲友的鉴定，若非善本，定是佳作。他所编刻的《六十种曲》，在刷目上经过严格的筛选。版本上也作了严格的取舍。校刻工作的精细则是汲古阁的一贯作风，因此其质量之高也是明清选集中最突出的。问题出在编刻此书时已在明末，甲申、乙酉前后，其时常熟一带社会动乱，战火不断，人心恐慌，因此这部书虽分六批编刻完工，却缺少一篇总的序或跋，而60部剧本都没有注释、没有评语，也没有校勘记。纯粹只有原文，为版本学所称的“白文本”。而给后来者的参考、利用带来种种的不方便。五四以来，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整理古籍工作做了不少，但迄今未有任何院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敢动《六十种曲》，因为工程太大，所需的人力物力极难筹措。但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在文物研究走上正轨之后，决计知难而进，先以所内力量为主，取得一致意见，再推向全国，因而立即被国内古典戏曲文学研究群体以及较多领导干部所接受，各尽所能地投入了这项巨大工程。刘崇德、宁希元、陈多、周华斌诸教授都承担了任务。笔者有奉被聘为顾问，就此项工程建设提出了若干意见，审阅了部分稿件，并写了总的序文。当时山西省王昕副省长特事特办，批拨20万元人民币资助此项工程。吉林人民出版社则不计利润或亏损，接下了出版任务。东北师大刘考严教授也竭力协助运作，并全力投入全书1400万字的校审工作。2001年9月，《六十种曲评注》25cm厚册一次出齐，学术界纷纷赞誉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集全国戏曲研究精华力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其后，《中国戏曲》等报刊发表了一批推荐文章，2002年此书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历年，该所研究人员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著。如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冯俊杰的戏剧考古（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窦楷的《戏曲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车文明的《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一书，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史研究长河中的里程碑。车文明在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齐森华教授攻读博士，这长达55万字篇幅的著作，原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教育部“九五”规划、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的成果。诚如廖奔在此书序文中说：“（车文明）多年从事田野考察，足迹遍踏太行，吕梁间，受到文物丛萃之邦的气蕴熏染，自然得地气之利。”“车文明的贡献，在于首次从正面，以整体学科为对象来审视戏曲文物，从两个方面抉发了其价值内蕴——剧场史和演出史研究。”2002年，在教育部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出的100篇优秀博土论文，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仅有一篇，即此书也。

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现有所长车文明，副所长王福才、延保全，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助教2人。所设机构有:戏曲文物研究室、戏曲文学研究室、戏曲民俗研究室、戏曲博物馆、资料室和《中华戏曲》编辑部。

其中，戏曲博物馆占地200平方米，层面600平方米。该所历年来所搜集的3000幅碑刻拓片，30000余幅文物图片，90多方戏曲砖雕(或复制品)，200多种戏班道具、服饰、乐器及纱闽戏人、民间影戏器具等物，200多小时的神庙舞台和民俗录像，100多种锣鼓杂戏及赛视抄本，基本上都陈列在此，供国内外专家学者作多方面的研究。

历年来，该所培养出一批戏曲文物研究的专业人才，截止2003年，计硕士研究生26名，其中11人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也有的走上了工作岗位或担任了领导或业务骨干。我国台湾的吴秀玲博士以及韩国博士生洪荣林、日本山梨县女子大学教师福满正博士、东京大学上田望博士生、美国密歇根大学赵虹婷博士均曾来此学习或进修，有的达两年之久。

至于平时来此参观考察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更是不可胜计。有一次，台湾“大陆戏曲之旅”访问团来此，几乎包括了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知名戏曲专家。至于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和美国柏克莱大学姜士彬教授等知名汉学权威，也先后与黄竹三、车文明等一起进行过文物的考察和学术上的交流。

最后，我要特别提出的是，戏曲文物研究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但其研究成果很难立刻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一切趋向市场运作的今天，此项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如上所述的重视和扶植，全凭山西省、山西师大领导以及国内学术界耆宿的远见卓识。山西省副省长王昕、山西师大前任校长陶本一、现任校长侯晋川从物质与精神方面对此项研究双管齐下的支持，亦是功不可没。另外，在戏曲文物研究所创办、发展的过程中，已故王季思教授和现仍健在的马少波同志均为之付出了他们的心血，我们也决不应该忘记。

(注:此文发表于《上海戏剧》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蒋星煜，生于1920年，江苏省常州溧阳市人。复旦大学肆业。曾任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中文系兼职教授。现任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顾问、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顾问。主要著作有《西厢记》研究七种、《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国戏曲史探微》《中国戏曲史拾遗》《<桃花扇>研究与欣赏》《海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