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6年6月调入山西师大的(当时叫山西师范学院)。

对这个学校我并不陌生，它是1958年“大跃进”中成立的晋南师范专科学校，1964年改为山西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中28军军部挤占了其原在城东的校舍。1972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28军不腾原校舍，山西师院挤占了原临汾师范——我的母校的校舍。1976年我来这里报到的时候，除了新盖了现在的二、三号教学楼以外，一切都是旧貌。我又回到了我上了6年学的地方。我们住过的排房，我们上课的教室，还能清晰地辨认出来。我真有些感慨万千。1954年我从这里中师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的时候，是多么地心高气盛啊。20多年后当我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被极“左”的路线与“文化大革命”折腾得心灰意冷，只求安安静静地教几天书了此残生。但报到后，却分配我去招生。张铁生事件后，已取消了考试。我们下到各县，只能是了解点情况。因为招生名额已分配到各县，人家推荐谁，自然由人家决定。

招生结束后，人事处让我到中文系报到。我见到了中文系主任阎宪康，好像我的调来，他事先并不知道，所以态度冷淡。他问我:“你想教什么?”我说:“古典文学。”他说:“不行，古典文学人多。”我又说:“文艺理论也可以。”他说:“不行，文艺理论人也够了。”我问:“哪一门课缺人?”他说:“就到写作组吧，写作组缺人。”我刚刚调来，不可能有挑挑拣拣的权利，只好到写作组。当时写作组有倪以还、刘定恒、刘安之、郭世瑜等人。他们说，阎主任的原则是无论谁来，都得在写作组先待两年。

我来师大讲的第一篇课文，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教学对象就是刚刚进校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我知道这是写作课的范文教学，我结合时代背景，详细讲解了毛主席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篇文章，在当时有什么重要意义，然后着重分析了毛主席文章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行文风格，并以课文里的语言、句式给以佐证说明，受到学生与同组听课老师的好评。倪以还老师是中文系的权威，还特意夸奖了我。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底，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恢复了停止10年的高考。1978年初，“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进校了。这时中文系的教研室进行调整，我到了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这个室实力很强，当时有冯一建、张明健、陶本一、丁耀良、王震中、薛伟、刘定恒、刘安之、李文儒、唐长殿，加上我已是11个人了。室主任是冯一健与刘定恒。冯管现代，刘管当代，我分在当代组。

我接受了当代诗歌这个教学任务以后，考虑了几天，难以理出头绪，当代文学是门新课，没有教材，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这30年，文艺方面的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关于新诗的发展，也曾发生过争论，“文化大革命”虽已结束。但对那些问题，并没有定评，要讲当代诗歌，又不能绕开那些问题，我总不能只选几个当代诗人的诗歌讲一讲了事，那样能像大学中文系的当代诗歌课么？我总得讲一讲当代诗歌的来龙去脉吧。经过几天的思索，我决定在讲具体诗歌之前，先讲讲新诗发展的轮廓，在学生大致了解新诗发展的来龙去脉之后，再讲20世纪50年代的颂歌，60年代的战歌，天安门诗歌等等。使学生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个清晰的印象，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光新诗发展的轮廓这一个问题，就整整花了一暑假的时间才理出点眉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给学生讲过之后，反映良好，在中文系召开的征求教学意见的座谈会上，学生们都反映我讲课思路清楚，分析作品深刻，而且，讲具体诗歌之前，先讲新诗发展的轮廓，非常好，使学生对新诗有个大致的了解，对现在的新诗也容易把握。

到了1980 年，北岛、舒婷、顾城的诗，已风靡一时，并且展开一场关于朦胧诗的讨论。讲当代诗歌是不能回避这一切的。 我不仅在课堂上讲了这方面的诗歌，还编印了十几万字的《当代诗歌参考资料》，把诗坛最新动态介绍给学生，受到学生的欢迎。

当我给78级本科生讲当代文学的时候，系里决定不分开讲了，要求通课。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5个部分，绪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都要讲，这样当然备课量大多了。尤其是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在反思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文学创作，争论频繁，变化太大，要讲的太多。为了跟上形势，我又编印了《当代文学参考资料》，这本资料虽然只有四五十万字，但那是从我看的几百万字的材料中选出来的。而且，我要先复印好，编好页码，才能让教材科誊印，那是很费工夫的。但是为了学生我不怕费力，尽管没人要求我那样做，我也未发现还有谁这么为学生印参考资料，我始终认为，讲课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尤其是当代文学，课堂上讲得再多，也是有限的，如果只让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不能扩大学生的视野，拓宽学生的思路，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不能算是成功的教学。

1978年，陶本一创办了《语文教学通讯》，反映良好。到1981年10月，又创办了一份《语文报》，反映更好。他开始创办《语文教学通讯》的时候，中文系不少老师帮忙，我也曾写过几篇稿子。到《语文报》创刊以后，他忙不过来，拉我到《语文报》当兼职编辑，我没同意。因为我当时在教学科研上刚入了门，学生对我的讲课反映良好，关于诗歌的论文发表以后，反映也不错，我正准备进一步研究当代其他几位诗人。后来他又找我，说与阎主任说了，让我到《语文报》帮忙，我只好答应，但我说，只是帮忙，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1982年初，他从77级毕业生中留了几个学生，组成《语文报》编辑部，并宣布我为负责人。于是，我带领李文锦、齐峰、闫银夫、张才明等几位留校的学生，接过了《语文报》创刊以来全国各地寄来的两麻袋稿件和信件,开始了工作，其费时费力，可想而知。

切1982年10月，我们一块在北京召开《语文报》创刊一周年座谈会，邀请文化界名人叶圣陶等参加座谈，为《语文报》扩大影响。1983年初，又在苏州召开校外兼职编辑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把《语文报》办好。1983年冬，《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全体人员赴北京参加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后来又在西安召开全国各地兼职编辑会议。而且《语文报》每周都要发稿，我们排好了，陶本一最后审阅，他不同意，我们还得重新编排。当时，我的课并不多，每周4节，按说可以腾出很多时间搞科研。结果是这个兼职编辑耗去了我所有的课余时间，我真有点后悔当这个兼职编辑。但看到《语文报》订户节节上升，到1983年底，已达180多万份，又觉得牺牲点科研时间也是值得的。

1984年，陶本一因办《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报》很有成绩，而且显示了才华与能力，提升为山西师范学院院长。他上任后，对全校中层领导进行大调整，我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主持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中文系主任这样的职务是由学术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担任的，我既无成就更无名望，而且是刚调来几年的新手，的确其实难符。当我从阎宪康老主任手里接过那份国家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的时候，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只有与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团结全体老师把中文系办好。

系里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按国家颁发的教学计划排课，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外，还得给四年级学生安排教学实习，联系实习学校，作实习动员，分派指导教师。还得给三年级学生作毕业论文动员，给学生讲如何写毕业论文，并且安排青年教师轮流上助教进修班。此外，还得考虑为系里创收，想办法招收国家计划以外的培训班，在这里我得感谢中文系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是他们和我一起同心协力，把中文系工作搞上去的，尤其是党总支书记王增贵同志，他行政工作经验丰富，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使各项工作都能顺利进行。

1984年，学校由原来的山西师范学院更名为山西师范大学，并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了校名。我们是山西省唯一的一所本科师范大学，我们是山西省培养合格中学教师的摇篮。因此，我们的教育实习决不能像以前一样只局限在临汾，必须面向全省，尤其要走向太原，走向全省的重点中学，而要这样做，必须认真准备，严密部署。我们制订了详细的教学实习计划，对实习的六周作了严密科学的安排。第一周，与学校接头，与指导教师见面，确定所讲课文，开始备课。第二、第三周，一边跟上指导教师听课见习，一边写教案试讲，由我们自己的实习指导教师听试讲，提意见。在这两周内，请实习学校安排一次观摩教学，即让有经验的老师做一次讲课示范。让全部实习生听，然后开座谈会，请讲课老师谈谈教学经验，学生讲讲听课体会。第四、第五周，学生开始登台讲课，在第五周，我们要安排一次公开教学，即让我们条件好的同学，讲一次公开课，让实习学校的老师、领导都来听，实际上是向实习学校公开汇报我们的实习成绩。第六周，总结。86、87届，都是我带队到太原，太原三中、五中、六中这些重点中学的公开教学，都受到一致好评，有的学生的公开教学，可以和老师的观摩教学媲美，不少学校在实习结束之时，都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的学生将来到他们学校任教。所以，我们在毕业分配时，掌握一个原则，全省的重点中学，尽量分配成绩好，各方面素质高的学生，为此，常常与学生发生矛盾。因为当时的分配指标中有不少中专的，学生们都想到中专而不愿到中学，因为中专没有升学压力，比较轻松。所以，分配时常有学生责问我们：某某成绩不如我，为什么他能去中专而我到了中学?我们的回答理直气壮，我们是山西师范大学，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中学培养师资，正因为你成绩好，所以让你到中学。据了解，现在不少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基本上都是师大的毕业生。

1987年，学校撤销教务处、科研处，成立文科教学科研处和理科教学科研处。我被任命为文科教学科研处处长，我虽然从此离开了中文系，但我仍坚持为中文系上课。

1988年，在陶校长力主下，实行了三学期制。即每个学期挤出两周，暑假再挤出两周，共六周为第三学期。时间在8月中旬到9月下旬，目的是进行文理交叉。全校老师自由报课。当时报有100多门课，五花八门什么课都有。1000多名学生，不分专业，不分年级，自由选课。18节课一个学分，每个学生在这六周中必须要选6个学分的课。说实话，这是对教务工作的一个大考验。我们把这100多门课分成几大类。印刷不同颜色的选课表。然后，根据学生的选报，分成大小不同的教学班，因为一个学生要选好几门课，还得避免上课的冲突。1988年暑假，我们文理两处的人员忙得晕头转向，那年暑假，正好北师大中文系同学毕业30年聚会，我也未能去成。因为第三学期这么排课，这么上课，毕竟是第一次。作为处长，我不能不倍加小心。还好，一切都还顺利，我们如期完成了第三学期的教学计划。事后，我们曾开座谈会征求学生意见，大部分学生反映还好，说拓宽了知识面，但也有一部分学生说，没学下什么东西，反倒挤占了专业课时间。老师们的意见也是众说纷纭，未能统一。

1989年校领导班子有所调整。1990年，文理两处又恢复成教务处与科研处了，我被任命为教务处处长。

从1987年我离开中文系担任处长之后，虽然仍然坚持给中文系上课，但也仅仅是每周上几节课。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不得不投入在教务处的工作上，大有身不由己之感。譬如当时戏研所人际关系不协调，为了工作能正常开展，我这个文科处长亲自带队去曲沃任庄整理发掘那里的傩戏。回来又为筹备国际傩戏会议东奔西跑。后来学校要申报硕士点，又被派去到北京争取。再后来，省教委又要进行教学评估。总之，事情一个接一个，永远没个完。原本想到师大安安静静教几年书，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一名教师，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没想到最后却干了行政工作，弄得我有些身心疲惫。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工作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全心全意地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虽然有些苦、有些累，但能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出点力，感到很欣慰，因为我深深爱着山西师大。

作者简介：

段登捷，生于1935年，山西省临汾市人。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6年调入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文科教学科研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等职。1985年论文《论贺敬之诗歌创作道路》荣获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