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我党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样，学校教育中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也就相应的转轨了。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教委发文件要求所有高校要开设德育课，组建德育室，而在师大，这份工作有缘落在了我的头上。它给我带来了痛苦和压力，也给我带来了乐趣和欣慰，虽然这事已过去有十多个年头了，但回想起来酸甜苦乐事，好像还历历在目，一一涌上心头，难以忘怀。

一、价值的冲突与抉择

我是山西大学教育系1964年的毕业生，当年留校任教，担负教育学心理学系列的课程。1974年调入师院后，教育学、心理学课尚未开设。组织上让我在政治处工作，先后担任过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等职。20世纪70年代末，学校开设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我和王殿璋老师最早担负了公共普通心理学课的教学工作。1982年评为心理学讲师。1984年我任宣传部副部长时，党委要我筹建并负责德育教研室工作。学校责令一个干部和教师去从事和负责某一项新的工作，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比如，如果让我组建心理学教研室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接受。但组建德育室并开展教学工作并非一件易事，主要困难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领导层的不同声音，这是最大的困难。虽然国家教委发了文件，但自上而下的有关领导和社会舆论对这一事物的理解和看法并非一致。有人认为“这仅是权宜之计，兔子尾巴长不了”。有人说：“你看清华、北大就顶住了，人家根本不理这一套。”（那时清华、北大确实没有德育室，是几年以后才建的）我校领导层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第二，没有现成的合格的师资。有人说：“德育课嘛，好汉子不愿干，汉子又干不了。”组建教师队伍是件大难事！第三，没有现成教材。有人说，德育课的教材就是“剪刀加糨糊”。意思是说德育课只能随形势变化剪贴报上的内容给学生讲。“这算是什么样的一门课！”“谁能干得了”！这是当时一些同志的看法。有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说：“老张啊！你还是讲授你的心理学吧！你驾轻就熟，学生又喜欢学，以后评职称又有保证，何乐而不为呢！”也有的同志讲：“德育课前途未卜，要克服许多困难不用说了，如果努力了几年，这门课黄了，你高不成，低不就，心理学职称上不去，德育课职称又不能评，到那时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谁能为你说话呢？”同志们的肺腑之言不无道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可以说，那时我吃不好，睡不香，有时睡梦中会突然惊醒，下意识地坐起来思考这事。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路子有3条可供选择。（1）我可以不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我不是学政治的，专业不对口；还可以把这工作推给学工部，因为学工部可以把学生的管理与教育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况且不少高校的这一工作就设在学工部。（2）我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但只从宣传部的角度分管这门课，我依然教我的心理学。有的学校宣传部的领导原教马列课，分管了此项工作后，另组织人员上德育课，他还教他的马列课。这样做也可以。（3）放弃心理学，专攻德育课。对于第一条路，我不会这么做，自己是一名党员，要服从组织决定，不能拒绝这个任务，这样只能在第二、第三条路上作正确选择了。我站在国家立场上，以一种负责的态度认真学习文件，并对国家和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分析，再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深深认识到国家发文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校开设这门课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它涉及学生如何做人的问题，关系到学生的成才。在这里我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感到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古人云：“计利当计天下利”，我应把开设这门课有利于社会放在第一位。至于个人前途，我想它总是会与自己对社会的奉献联系在一起的。“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这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所追求的。“人总要有一点精神”，德育课总得有人干。想想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者付出了生命，今天自己即使是多付出了，少回报了，又算得了什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捧出一颗心，献于亿兆生灵”的教诲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深感热爱学生、对学生负责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最起码的道德，我要在学生成才上尽一份责任。思想通了，我决定挑起这副担子，愉快从事这项工作。不干则已，要干就破釜沉舟，干出个样子。因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决心忍痛割爱，放弃原教的心理学，迎着困难，在德育课建设的风浪里搏击前进。

二、实践的艰辛和曲折

建设德育课，组建教研室，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一切都是从零做起。虽然前进的道路就在脚下，但举步维艰的滋味只有举步者才能尝到。没有相当水平的教师队伍，教材编不出来；没有教材，教师队伍很难组建；而教师、教材都处在初建阶段的状况下，这门课的声誉很难一下树起来，而这又直接影响教师队伍的组建。教师、教材、舆论这几个问题紧紧捆在一起，很难形成良性循环。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离不开开拓进取的思想，离不开求真务实的作风，更离不开敬业奉献精神指导下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教学实践。我十分清楚，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付出的劳动必定是艰辛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国家教委文件规定德育课内容包括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师范院校还要开设师德教育课。教师队伍要求专、兼职相结合。由于尚无专职，我只能一手抓宣传部的分管工作，一手抓德育室的工作。课程建设上，当时法律课由宋吉图老师给几位做兼职教师的政工干部辅导，提供讲稿，再分别由他们给各系学生上课；思想道德课由我收集材料，编写详细授课提纲或讲稿，给部分辅导员或团干辅导，他们则原则上回本系上课，这样一方面能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另外也便于管理，有些系没人上课则由我去补缺；教师职业道德由我收集资料，自编讲稿，先给文科毕业班试讲；形势政策教育由系总支书记根据当时的形势或上级安排精神组织学生学习或授课。上了一个时期的课后，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经验，虽然愿意上课的政工干部有热情、备课也认真，但毕竟是大学的讲台，加之一部分同志文化底子薄，讲课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时有人反映某门课讲得不好，有人板书还写错别字。有一位校领导在不适当的场合讲话说“某某同志还能讲课，那简直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哩。”一时间种种非难铺天盖地而来。一瓢凉水泼下来，个别政工干部也提出坚决不上这个课了。为了保护愿意上课人员的积极性，维护本门课的声誉，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当即向主持教学工作的冯一健教务长写报告，要求暂停这门课，被批准了。

这门课到底该怎么建设？千头万绪从何抓起？当时，我同时抓了教材建设、队伍建设、转变舆论树立形象三大工程。

在教材建设上，我们先后采用了校内求教、校外取经、尝试自编、与兄弟院校联合编写等措施。1.校内求教，即征求水平高、有教学经验的老师的意见。如当时我求教于曾在教育部工作过的教育学教授李邦权先生。他指点说思想品德课应以道德理论为基础来建设，并把他的剪报材料《伦理学知识讲座》拿出来让我看。我翻印了这个《讲座》并组织老师们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后来我还成为山西省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为了答谢李老的指点，在他八十寿辰之际，我赠了他一条经我精心制作的“诲人不倦”的书法横幅。他老人家说：“不该当，不敢当！”我笑着说“应当，理应当！”此情此景，在场的同志看了不晓得其中的缘由而有些茫然，但他的教诲我是铭刻在心的。2.外出取经，就是到德育课讲得好的学校学习经验。当时大众媒体宣传大连工学院教课有良方，在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去取经，他们的经验是搞专题讲座。回来后，从我校学生急需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入手，确定了学生从中学到大学转变时期的适应教育和大学生人际关系与道德修养等6个专题。起先不是要每位教师从头至尾讲6个专题，而是根据教师自身的知识构成与特长，每人选定并专攻一个专题，大家轮流到各班讲课，经过教学实践，每个专题的教师在修改讲稿的基础上再辅导别的教师，然后改为每个教师讲6个专题，使一人的经验变成了大家的财富。法律课由于宋吉图老师调走了，我们除选派教师出去进修外，同样采用每人先担负一部分的办法。3.尝试自编教材。20世纪90年代，上级要求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为适应需要，教研室由我与马玉萍老师任主编，几个老师分工协作，编写了《人生观专题教育纲要》。4.联合兄弟院校编写教材。通过教学实践，使教师们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因而在与兄弟院校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思想品德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与山西大学、太原工业大学等校教师联合主编的《大学生思想修养》、《大学生成才导论》、《大学生道德基础》等省统编教材中，都由我撰写绪论和有关内容，其他老师分写有关章节。我校教师还先后参与了《法律基础》、《人生哲理》、《形势与政策教育》等多部教材的编写工作。冯兰英同志在总结我校品德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高师学生成才修养概论》的教材，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在我校和有关学校试用。

组织教师队伍是搞好教学工作的核心。我认为没有一支团结协作、敬业奉献的教师队伍，要搞好这一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队伍建设上我采用了树、调、留、转、带的五字方针。树，就是树立典型，样板带路。在组织教师队伍上我有一个思想，同志们愿意讲这门课就是一个好的开端，所以对讲这门课的同志，我总是看到他们的优点多，肯定优点克服不足，对于成绩突出者，则设法予以表彰。20世纪80年代开课初期，在全部是兼职教师的情况下，马玉萍同志讲课认真效果好，深受学生欢迎，我就组织马玉萍的观摩教学，请兼职教师、教务部门有关领导以及学校领导，如党委书记郭璞、副校长黄志胜去听课，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同年的教师节，马玉萍又被评为全校十大优秀教师之一，使大家对搞好这门课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调，设法调有学生工作经验又有本科学历的教师来校作专职教师。如从稷山中学调贾怀巨老师来校任教。留，从毕业生中留品学兼优者为专职教师。如先后留刘云龙、樊婧、段淳林任教。转，在兼职教师中选优秀者或从其他教师中转来任教，先后转冯兰英、马玉萍同志为专职，又从马列教研室调昝淑珍同志外出进修法律，以培养法律课的教学骨干。带，就是身先士卒，带头做专职教师。教研室虽然有了专职教师，但在教研室建设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有些教师能否稳在德育室安心工作，在思想上还是有波动的。打铁先得本身硬。为了带领大家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实现决心搞好这一工作的初衷，80年代后期，我向党委提出不再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而专事德育课教学工作的请求，决心以自己的智慧和人格力量，带领并团结专兼职教师一起，求真务实，开拓向前，搞好德育课的教学工作。

在转变舆论树立德育课的形象方面，我除了突出一个“实”字外，还利用多种渠道加以宣传，这一方面扩大了教学效果，同时也逐渐扭转了对本门课的负面看法。

突出一个“实”字，就是我们要实实在在搞教学，求得实实在在的教学效果。教学初期，我们要求给每届学生上课前，每位老师都要搞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诸方面的问题，探索规律，修订讲稿，提高教学水平。为了课内、课外相结合对学生实施德育教育，我与当时任物理系团委书记的方健同志和中文系任辅导员的赵春平同志，经过约有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制定了我校《学生德育量化考评的意见》，后改为“条例”被学校采纳。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又将其撰写成《学生思想品德量化考评的尝试》一文，刊登在山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刊《思想教育》上，被评为优秀论文。

在扩大教学效果，树立本门课形象方面，除了前面讲的举办观摩教学外，还采取了以下办法。1.印发学生学习心得，变一人收获为大家财富。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课初期，一部分学生学习有突出收获和心得，我们曾将它们以“进取的力量从这里产生”为题编印成册，分发各系在学生中交流，学生读了不仅产生共鸣感到亲切，而且在校内也改变着对这门课的看法。2.要求老师们在《山西师大报》上写文章加强宣传。如贾怀巨老师曾写《从德育课来看正面教育和正确引导》一文（见1986年4月16日第3版）。3.在《山西师大报》上组织专版刊登学生学习体会。如1989年4月15日第三版刊登苏风玲的《迷茫在这里消失》、丁晓军的《信念在这里树起》等同学的文章。4.组织学生学习心得报告会，请有关人员和领导参加。如1994年5月，德育室与政法系以“走出迷宫的导航标，开启心灵之窗的金钥匙”为会标，联合召开学生学习心得报告会，同学们以“一盏明亮的指路灯”、“成才路上的选择”、“一支及时的预防针”、“重新反省自己、调整自己”等为题谈了心得体会。他们深感德育课为自己成才不仅导了航，开了路，而且排了忧，解了难。与会的党委书记王春元同志讲话时大加赞扬我们的教学成绩后，还提出要推广我们的经验（见1994年5月20日《山西师大报》）。5.牺牲小我，维护德育课的声誉。对德育课的正面舆论，是稳定师心团结他们战胜困难的一种精神力量，而负面的舆论则会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古人云：“不自量者取辱，不自畏者找祸”。我一方面鼓励老师们为德育课增光添彩，另一方面也十分注意不为自己招来麻烦。开课后的那几年，我身兼数职，上几门课，又不配备教学秘书，除教学外，许多行政事务都由我具体做。有人说：“你看物理系郭昶老师，是总支书记，给本系学生上经济学课和几节德育课，还拿超工作量奖，你与他比，工作量要大得多，你怎么一直不报呢？”我超工作量是明摆着的。我想如果我报了，拿奖了，会授人以柄，给不同意开这门课的人找来借口，会让人认为我为德育课忙前忙后，原来为的是拿几个钱，虽然当时我在经济上十分困难，但为了德育课，我宁愿不要钱。

三、成果的丰硕与欣慰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在校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校德育课在专兼职教师历经十多个春秋，团结协作的苦苦求索中，终于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昔日困扰德育课教学的教师、教材、负面舆论三大困难为之一扫，曾被一些人另眼斜视的德育教研室而今稳稳屹立在师大校园，被人刮目相看了。

我2000年退休离开德育课讲台时，德育课教学已形成了以专职教师为骨干的一支较优秀的专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以当时的6名专职教师看，他们的教学科研水平逐年提高，直线上升。教学上，学生对教师教学水平评估分均在90分以上。由于德育课联系学生实际，倾注了教师对学生的一片爱心，为学生排忧解难，成才导航，确实让他们从中受了益。每年课程结束时，尤其是元旦，老师们总会收到学生送来的贺卡，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元旦联欢会以及与他们一起吃饺子。比如1996年元旦，化学系张建生同学给我送来“恩师难忘”的贺年卡；1997年元旦，生物9601班116宿舍的张玉龙等8名学生送来他们8人的照片和贺卡向我拜年；教育1班成亚丽等40多名同学送来全班每人都签名的贺年卡，祝老师好事连年；2002年元旦，已考上研究生的原化学系学生李鹏飞从南开大学寄来贺卡，祝恩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科研方面，我们参与了中央教科所主持的“八五”重点项目“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德育首位现状与对策研究”，圆满完成了山西组的任务；在二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本人撰写的《思想品德课教学初探——贯彻“三有”原则，坚持“四不”做法》一文，发表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刊《思想教育研究》1995年第三期上，标题被视为重要论文刊登在封面上，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荣获“中国改革与发展精典成果论著”一等奖；冯兰英同志编著的《高师学生成才修养概论》荣获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二等奖；本人参与主编的《大学生成才导论》、《大学生道德基础》两部教材，荣获学校教材建设一等奖。一人被评为省级青年骨干教师，一人荣获省级“两课”优秀教师称号，本人被山西省教育工会评为“三育人”先进个人，并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从专业技术职称看，2000年时，6名教师中，1名正高，3名副高，2名中级，截至本人写稿时，6名教师中，已成3名正高，2名副高，1名中级了。可谓位居全校高职比例之首。

多年来，我们的资料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不仅有章可循，而且认真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陶本一校长在位时，经常到我们资料室查阅报纸，资料管理工作多次得到他的赞扬。教学档案、学生成绩那时虽属原始的手工管理，但也从来未出过差错。

1998年学校进行教学检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一致好评。当时由分管德育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刘子学同志与教务处副处长解鸿泉同志到德育室向全体教师反馈检查意见，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除讲了德育室的优点和成绩外，竟没有提出任何负面意见，而是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老师们也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德育课建设取得了如此的成绩，使我感到欣慰的不仅仅是我们获得的回报和荣誉，也不仅仅是通过大家的努力本门课最后达到的学生满意、领导满意、教师满意的“三满意”效果，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德育课建设中形成的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敬业奉献精神，像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传下去，在新的条件下，仍在成长、开花、结果。

作者简介：

张昌河，生于1940年，山西省襄汾县人。中共党员，教授，书法家。196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教育系，同年留校任教。1974年调入山西师范学院。曾任山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基础部主任等职。兼任山西省伦理学会、山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