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一位代表问另一位代表：“您是哪个学校的？”被问者答曰：“山大的。”那人说：“济南是个好地方啊……”山大老师忙说：“我是山西那个山大的。”那人惊讶地说：“你们也配叫山大？山东大学才叫山大。”山大老师说：“为什么山西大学不能叫山大呢？”那人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依此，山东师大能叫山师，为什么山西师大不能叫山师呢？难道这不比叫“段店师专”、“临汾师大”更强吗？我所初识的正是这所“山师”。

1965年8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5年的学习生活行将结束。盛夏时节，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心情和那炎热的天气一样热乎乎的。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刚刚在人民大会堂向北京的大学生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的召唤像一把烈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中升腾。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我们当时的思想觉悟很高，真是做好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思想准备。好多年以后，不断地有人讥笑我们这些人傻，不懂得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我们中的不少人的确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们身处那个时代，我们无怨无悔。

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后，得知历史系的我和姚龙井同学，生物系的高仁恒同学，还有地理系的魏建华同学等4人被分配至山西师范学院，听说是该校专门派人来要走的。那一年，北师大毕业生去山西的特别多，仅历史系70名毕业生中，就有17名到了山西。从阳高到风陵渡，从偏关到垣曲，从铁路沿线到东西两山的山庄窝铺，到处都有我们的校友。

8月15日，我在同学们的欢送声中乘火车离开北京站，直接奔赴山西。16日凌晨，车到太原，我下了车，等待去临汾的火车。抽空，我信步来到迎泽大街上，清晨的太原，凉风飕飕，感到丝丝凉意。对太原城市倒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印象最深的是高仁恒同学的母亲给我做的那一大碗剔尖。那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最好的一顿面食。至今想起来，仿佛还余香在口。

车到临汾，我下了车。出站一看，原来临汾火车站是一个不大的站，站房低矮简陋，外墙涂着黄色，斑驳陆离，台阶为青砖砌成，缺边少沿。我出身江西农村，考上大学赴京时走进的第一座火车站——浙赣线上的樟树站，与临汾站相仿佛，所以对临汾站并无反感。不像有些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一出临汾站，面对这个简陋的地方，便伤心落泪，悲叹命运的捉弄。

我是我们4个分配到山师的北师大同学的“先遣队”，主要任务是负责押送4人的行李。我找到了火车站货运场，领出了行李。行李不少，在地上摆放了一大堆。我发愁怎么拉走，看见货场有电话，查明了山师的电话号码是“4932”，就拨了号。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对方问：“哪位？”我说明情况，提出要一辆车来拉行李，对方答应得很爽快，要我等着，车一会儿就到。我等啊，等啊，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看见有一辆马车驶进大门，我并没有在意，心想山师的汽车怎么还没有来呢？不料，那赶马车的师傅看见地上的一堆行李，开口问我：“你是从北京来的吗？”我随口回答：“是啊！”马车夫说：“我是来接你的。”我有点怅然若失。我和他一起将行李搬上马车，马车夫让我坐在副手的位置上，然后一声“驾！”马车驶出了北货场。马车夫姓曹，我叫他曹师傅。我问他，离学校远不远，他说，不远，一会儿就到。马车穿过市区一角，街道的路面是用小砖呈“人字形”砌筑的，很不平整。马车驶出市区后，走上了一条土公路。路上裸露的砖石错杂嶙峋，使路面凹凸不平。马车慢悠悠地在路上走着，我心里的疑问仍然挥之不去，我问曹师傅，怎么不派一辆汽车来呢？曹师傅说，学校只有一辆卡车，拉煤去了。这辆马车就是学校的主要交通工具，它还是前任书记胥增全同志到任时，从永济伍姓湖农场带来的。我听后“噢”了一声，心想学校的条件竟这样差。因为心里想尽快看见我将要投身工作的地方，所以问了好几次曹师傅“快到了吗？”每次曹师傅都说，快到了，快到了。我不停地向前张望，很有点不耐烦的意思。就这样，走啊，走啊，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就在我再也不想往前走的时候，曹师傅说到了。

学校坐落在长满玉米的绿野之中，远处依稀有几个村落，进得校门，看见校园规划整齐，主干道西侧有三座楼房和一个大礼堂，东侧有一座楼房和一大片操场和空地。校园南边是一片从东至西排列的平房。校园面积不大，一眼就看了个大概。

迎接我的是办公室的魏真老师，她说她也是从北师大来的，还有几位老师也是从北师大来的。真没想到离北京千里之外，还能见到那么多校友。我们的行李被暂时安置在一间闲置的办公室里，我也在那里住下了。魏老师领我去报到。因为那天是16日，属下半月，所以我只领了半个月的工资：21.25元。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后，首先将其中的一半寄给了远在江西的父母，以报答双亲长期以来的养育之恩。

我拜见了副教务长潘魁五同志，那是一位高大魁梧、表情严肃的老同志，他对我表示了欢迎，并告诉我在我之前不久，还来了两位老师——程健康老师和李世琮老师。

随后，我拜访了程健康老师，他是从曲阜师院举家来到山师的。原来是为了解决随着学校升级而带来的教师短缺问题，院党委副书记水提夫同志率队前往兄弟院校取经，并请求支援教师，曲阜师院很慷慨地支援了两名骨干教师，即程老师和生物系的严孝方老师。程老师比我先到一个月，家庭住房已安排妥当。李世琮老师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他比我先来半个月。随后不久，又有北师大研究生沈茂骏、陈德安、宋元强和邹君孟等老师陆续到校。一时间，史地系历史教研组有了一支为学校其他专业羡慕的以研究生毕业的年轻教师为主的朝气蓬勃的教师队伍。学校其他教学单位的教师也有类似的不同程度的变化。改制前后，学校领导对教师队伍的建设非常重视，一方面请求省教育厅支持、省内各高校支援；另一方面，吸引全国名校的毕业生。当我在1965年来到山师时，一支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教师队伍已经基本形成。我看到了大批来自华东师大、中山大学、北师大、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南腔北调，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他们和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知识分子一起，组成了一支实力很强的教师队伍，使改制后的山师，令人眼前一亮，不可小觑。

改制时的山师，名为“半农半读山西师范学院”。这是当时山西省根据中央关于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并行的理论做出的决策。但是，当时的校牌上并没有出现过“半农半读”的字样，随着1966年以后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半农半读”的提法也不再有人谈起。然而，山师的师生与社会的联系却一直继续保持下去。从1965年到1966年，我就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过当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夏收秋收等许多劳动，大家都热情很高，干劲很大。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为了解和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生活习惯，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初到山师，感到这里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全校师生因改制而激发起来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一支年轻而朝气蓬勃的教师队伍，预示着山师的光明远大的前程。但是，随着国家形势的迅速变化，山师前进的道路也出现了艰难和曲折。

没有想到，我在山师一干就是40多年。这给了我一种条件，能在山师建校50周年时，唠叨当年的那些往事。今天的山师，已非当年可比。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已经发展壮大的山师，将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周征松，生于1941年11月，江西省泰和县人，教授，民俗学硕士生导师。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山西师范学院任教。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科研处副处长、历史系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