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到山西师大（当时叫山西师院）工作的。从跨进校门的那一天起，我就有一种好像是回到了家的感觉。这不仅是由于我的爱人和孩子居住在临汾，而且是因为山西师院的新校址，原本是我的母校——临汾师范的老校址。对于这里的每一间教室和宿舍，高高的老城墙和宽大的操场，乃至一草一木都感到十分亲切。正是这块曾经哺育我成长的教育园地，后来又成了我服务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工作阵地和退休养老的宝贵地方。

回想起来，我这一生真是和师范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我的绝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师范学校里度过的。从1949年到1955年，我在临汾师范学校连续上了6年的初师和后师，不但学到了中等师范专业知识，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牢固地树立起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志向。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3年，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调到山西师范大学任教后，直到1994年退休，一干又是23年，可以说我的中老年时代的光和热都是在山西师大发挥出来的。平凡的工作岗位，繁重的教学任务，艰苦的生活条件，数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虽无什么突出的个人成就，却到处可以听到有学生叫我老师，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和光荣！

想当年我刚调到师院工作时，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只有冯子标、张毓祥、王志民3名教师，加上我也才4个人，要承担全院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任务，工作量很大。后来我们4个人又一分为二，冯、王到了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我和张则留在政史系政经教研室。不久之后，张也调往山西大学去工作，政经教研室只剩下我一个中年教师和刚毕业留校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卢海明和耿亮，要承担全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课教学任务，师资队伍青黄不接，人才奇缺。

在那个年月，由于从校外很难引进人才，当时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从本系毕业生中留人，自力更生地建设人才库。因此，在卢海明和耿亮之后，又相继留下了高会宗、马洪彦、高国顺、张建民、吕益民、王进才等6人，组成了一支青年教师梯队，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教师数量逐步增加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政教和法律专业发展的需要，我又积极支持青年教师出去进修，并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去考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以便造就一支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生力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才的流动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正当我们教研室的师资队伍成长壮大之际，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有几个刚刚培养成型的青年教师又先后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实在说，我真的舍不得让他们走，但是为了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考虑他们的发展前途，我又不能不忍痛割爱放他们走。结果，又相继调走了不少人。耿亮调回北京工作后，先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处长，后来又到上海证监会任主席。高国顺先是调到师院团委会任书记，后来又调到晋中师专和山西医科大学任党委书记。马洪彦则是调回古县当了党校副校长。张建民调运城后，先在报社工作，后来担任了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人大秘书长。吕益民先后在山西师大和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先调到北京联想集团公司工作，后到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担任部主任、国家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进才则是在东北师大和中国社科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调到北京工作的，现任宁波金港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从表面上看，似乎造成了教研室的人才流失，从实质上看，则是有利于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展宏图。

在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在教学工作第一线的高会宗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后，也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晋升，从讲师到教授，再到政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后来从山东大学分配来的崔宏义，也取得了硕士学位，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政教系主任。

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教系发展变化的情况，那时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人才蓄水池，先前相继留下了一批年轻的生力军，而后又陆续地调走了许多优秀人才。调走者各奔前程，留下者得到了不断的晋升。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当年的教研室主任，能为他们的顺利成长当一块铺路石，尽一点微薄之力，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每当看到他们的新发展，就想为他们拍手叫好！

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经退休十多年，每当与人谈起这些往事，我常常会说某某某是我的学生。许多老老少少的学生，也常常会对人说我是他们的老师。每当学生们尊我为老师时，我就感到很自豪，自然就会想到山西师大。

作者简介：

 周景仪，生于1934年，山西省洪洞县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59年毕业于北师大，并留校任教。1972年调入山西师范学院工作，先后在政史系、政教系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曾任山西省《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山西师大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