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山西师大欢庆建校5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作为在这所学校工作过整整10个年头的教师，内心是十分欢悦和激动的，有许多往事从记忆里跳出来，浮现在眼前。

我是1974年9月从平遥县县委机关调到山西师大的前身——山西师范学院担任教师的。当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山西师院在停止招生六七年之后已经招收了三届“工农兵学员”，学校的新校舍还显得十分简陋：一进校门就是一片平房，学院各部处和各系的办公室、资料室、实验室都在平房里办公；多数教师也都是住在平房里；学生上课只有一个教学楼可用，已经建好的生化楼还未交付使用。因为住房缺少，我们新调来的七八位教师就被安排在这座正在装修的生化楼里暂时住下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学校沿西面的城墙修了一排窑洞，才让我们这些单身教师和有教学任务的留校生搬进窑洞居住。这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我到校后被分配在政史系工作。这政史系是政法学院（原政教系）和历史学院的前身。每年招收两个班的学生，分属政治、历史两个专业，但设置的课程基本上是相同的。我到系里报到后，领导上分配我教中共党史课，这门课程是政史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上课时常常是我与赵晶老师搭档教一个班，张万学与赵惠元两位老师合教一个班。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使用的教材此时已不能再用，所以系里的中共党史教师都是一边上课，一边自编讲稿。我记得，我们编讲稿时主要的参考书是胡乔木同志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虽然当时在讲课中还跳不出“阶级斗争论”的窠臼，但大家总是力图通过讲授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我们对于许多革命老前辈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在课内课外都尽可能地作了如实的叙述。有一次，我与张凯、高会宗、遆国英等同学去兴县“开门办学”，特地选择原晋绥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蔡家崖作为教学点。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我与同学们就住在当年毛主席由陕北到晋察冀路居蔡家崖时住过的“花园院”里。在这里我们接触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等同志在此地生活和工作的文字资料和照片，也向村里的老人进行了访谈，因此对当年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体会。返校后，我把这些材料都适时地融入了课堂讲授内容，还写了一篇《毛泽东同志在蔡家崖》的文章，发表在《山西师院学报》上，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收录了这篇文章。

“文化大革命”后期，山西师院的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人心思安，对搞政治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厌烦情绪和抵触情绪。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在本世纪内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同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刀阔斧地对国家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这时大家都欢欣鼓舞，觉得国家有了希望，个人有了奔头。但是不久全面整顿工作受挫，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又猖狂起来，大家的心里被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1976年国庆节一过，我影影绰绰地觉得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不久，粉碎“四人帮”。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被重新提起，教育战线上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这时候，在山西师院很快地形成了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的良好氛围。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师院的教师除了做好备课工作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大搞科学研究活动。例如在政史系，许多教历史课的老师参加了《山西省志》、《平阳史话》、《中共党史人物传》和《晋国史》的编研工作，我也和其他一些老师开始收集和整理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文献资料，走访当事人，写出了一些有关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文章，这就为我省开展太岳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山西师院政史系还先后兼任过六班、九班、十九班的政治辅导员和班党支部书记。同时由于我在每个年级都担任过教学工作，所以和学生的接触是相当普遍的。虽然这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对于当时学生中的一些人和事，回想起来有些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政史系的学生都很能刻苦学习。其中如政史六班的学生，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学的，但入学后正赶上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好时机；而政史九班的学生入学不久，就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至于政史十九班的学生，入学时国家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三个班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了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地补回来，为了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更多的贡献，都是刻苦顽强地学习，努力获取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地听讲，上自习时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就是星期日和其他的休假日，多数同学也在教室里或宿舍里学习。有的同学生了病，在学校医务室或者市医院看完病就赶回来上课。九班有一个同学患了胸膜炎，夜里咳嗽不能安眠，白天仍坚持上课。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但病还没有全好，就又回来上课了。在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下，大家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绩。例如九班同学在1978年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时，考试成绩全部及格，成绩优良者达到了90％以上。

使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政史系的学生在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全面发展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如六班学生在校学习时，主动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著作，还和老师一起编写党史学习的辅导材料。九班同学入学后开展了“学雷锋、创三好”的活动，在班里组织了7个学雷锋小组，经常地做好事，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十九班同学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积极清理学校、教室和宿舍的卫生，参加移苗植树活动，在各种场合里礼貌待人，自觉地培养文明习惯，因而全班有20多位同学被评为“文明礼貌月标兵”和“三好学生”，他们的教室被评为文明教室，整个班集体也被评为全校的“先进班集体”。另外，六班、九班、十九班和政史系其他一些班的同学入学后一直坚持上早操的制度，课外时间积极参加文娱体育活动。在学校组织的元旦环城赛跑中，九班学生连续三年都名列全校前三名。政史系各班还年年举行元旦晚会和不定期地举办文艺节目比赛，在一次全系的歌咏比赛中，九班同学获得了第一名。在学军和教育实习中，九班同学十分注意通过实践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我的印象里，政史系的师生之间很少有“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师生对立情绪，彼此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我当时在政史系各班上课时，课堂上都有值日学生为老师准备的开水。在课余时间，老师经常到教室和宿舍辅导学生学习。学生在节假日也经常到老师家里切磋学问和谈自己生活与学习方面的事情。有的学生还协助老师进行科研工作，例如我在搞“太岳革命根据地史”课题研究的时候，政史十班的学习委员常金仓就领着他们班的10多位同学，在暑期到山西省档案馆抄资料。他们住在太原师专的教室里，早出晚归，毫无报酬地干了整整一个假期。我还听刘志芳老师说，有一次她病重不能走路，是一位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背着她在医院里跑上跑下地看病、打针和化验。我也曾因为夫人不在临汾工作，所以每逢有事外出，就请班里的学生替我照料孩子的食宿起居。当然，学生有了什么困难，老师们也都尽力地去帮助解决，学生的家长来了，老师总要去和家长谈一谈他孩子的情况。学生病了，老师会陪他一起去医院看病和给他送水送饭，照料护理，使生病的学生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温暖。

也正是由于政史系师生一心，教学相长，所以这个系整体的教学水平在全校来讲是比较高的。这个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都比较好，因而在社会上普遍地受到了好评和重用。据我所知，目前山西各地中学和师范学校的骨干教师里有许多是当年政史系的学生，有的政史系学生已经担任了中等学校的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和校长。还有相当一批当年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在高等学校工作，目前已经被评为教授或者副教授了，有的还担任了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或者院、系级领导干部。有些学生分配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了厅、市级和区、县级机关的负责干部。还有的学生进入工商企业工作，他们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政史系毕业的学生不仅在山西的各条战线上勤奋工作，而且在全国各地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例如在2007年春天，政史系（含政教系、历史系、政法学院）在北京工作的30多位师生曾欢聚一堂，他们中无论是在教育部门工作的，还是在科学研究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工商企业部门工作的，在工作岗位上都是受到好评的。他们都谈到，自己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做出较大的成绩，是和在校时受到的良好教育分不开的。

我1984年调离学校不久，山西师院就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山西师范大学。此后山西师大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一批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楼、教师住宅楼拔地而起，图书馆藏书和实验室仪器有了极大的丰富，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学生素质和师资素质有了显著改善。在1998年山西师大4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曾返校住了几天，看到山西师大的校容校貌有了很大改观，变得有些认不出来。弹指之间，又一个10年过去了，我相信，在山西师大欢庆50周年校庆的时候，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培养祖国“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又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

宋荐戈，生于1935年12月，山西省平遥县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74年调入山西师范学院任教。1985年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参与创办了《教育史研究》杂志。主持该刊编辑部工作15年。主要著作有《荐戈文存》、《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教育大辞典》等。曾荣获山西省优秀教师、中央教科所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