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年过花甲之人，大半生所经历的人和事，能记清的愈来愈少。儿时的，尚能依稀记起一些，其他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都似过眼烟云，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40年来，我与一位尊敬的长者在母校学习期间的三次邂逅和返回母校工作后的三次不期而遇，却深深地印在脑海，记在心田，一直难以忘怀。特别是退休之后，每每想到家事国是，总是历历在目地展现在我的脑海中。

1964年9月，我被高分录取到晋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那时的校级领导仅有三位，一位是党委书记张波平，我们入学时已率领上一届的文科校友赴洪洞县搞“四清运动”。另一位是刚从部队转业到任的党委副书记水提夫。还有一位是主持行政工作的副校长杜石坞。一个月后，省政府决定将母校调整改建为本科学校，更名为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当时学校尚在原校址）。在校学习一年后，我们这一届学生全部奉命由水书记率领，分赴襄汾、闻喜、临猗三县搞“四清运动”。将近一年后，又奉命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底毕业。

由于在我们村（当时称大队）搞“四清运动”的工作队执行“左”的路线，为完成所谓的“任务”、“指标”，在“四清运动”即将结束之际，包生产小队的个别队员，采取突击方式和偷梁换柱的手法，置我父亲（仅是一般生产队社员，只参加了队里组织的一些副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再申诉于不顾，强行将我父亲定为“贪污分子”，并为“定案”作烘托，凭借权势（据说不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只划地主、富农成分，工作队说了就算）将我家成分由中农上划为“富农”。

这样，我自“四清运动”中的襄汾县大陈村工作队返回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时，竟由曾经担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长、校文工团团长和本班班长，并曾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的青年学生，变戏法似的成了“黑五类”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家中问题既是“现行”，又是“双料”，“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没有能参加群众组织。虽整天无事可干，但随时都可能有飞来的横祸，心中空虚害怕。那时，家中还有时时遭迫害、受煎熬的双亲和6个翘首以盼能过上正常人生活的弟弟和妹妹。万般无奈，我想大不了将来开除学籍，于是下定决心，豁出去，顶着随时可能被扣上“翻案”、“倒算”帽子的沉重压力，借口回家“动员”父亲承认问题，恳请当时学校的权力机构——“临时筹委会”和原籍县、社、队各级组织的许可，于1966年12月2日至1967年3月31日，在家乡待了4个月。期间，经我潜心调查，据理向县委多次反映，县委指派时任法院副院长的曹积文同志（当时抽调在县专案组）到我家所在社、队调查，结论是确属冤假错案。后因县委被造反派夺权，无法正式上会汇报而搁置。我看当下县里不可能处理此案，只好硬着头皮返回学校。此时，两派“夺权”已过，参加群众组织虽已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我亦无意参加，游离于各种群众组织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派性活动。我家距学校仅有20公里，除隔上一段时日去队、社、县作一次屡无结果的上访催促之外，其他时间都待在学校。

确在那苦难的岁月里，社会处于严重无序状态。对我而言，家事催而无果，国是急而无奈，又不甘心沉沦。为此，返校一个多月后，我暗下决心，每天天不亮即起床，到操场跑步，借以调整心态。当时，虽然操场上只有我一个人跑，但我仍然坚持天天跑，跑步的圈数由少到多。跑完之后，赶炊事员师傅上班时，我就去帮厨，以便在餐厅（那时兼作礼堂，大门由炊事班开关）北头的舞台上随意弹弹钢琴（当时学校仅有这一架能用的钢琴，没有专业人员）。吃完早餐，再回宿舍看书，间或玩玩其他乐器。热心的炊事员师傅们看我人尚勤快，还能把钢琴鼓捣两下，就主动提议，并帮忙把那架钢琴抬到了我的宿舍。打这以后，我在母校的时日里，绝大部分时间就与琴书相伴了。

那是1967年后半年的一天，天还未亮，我正在操场跑步。突然，一位高出我近半个头的人迎面跑来与我擦肩而过，让我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操场不大，还没回过神来，在操场的另一端，又和那人相遇。在与那人即将擦肩而过之际，我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位身材修长的长者侧目时的惊恐眼神。还没看清是谁，一转眼，那身影倒消失了。往后跑的几圈，再没有碰见那位长者。我颇感纳闷，在那段难熬的时日里，操场上，天不亮，绝无人迹；天亮后，也人迹罕见。我跑步是出于无奈，可那位长者是谁？为什么流露出那样的眼神？我也无心多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大约过了一周之后的一天凌晨，我仍在操场上跑步时，又遇到一位与我相向而跑的人。跑一圈，碰见两次。第一次没经意，第二次我俩都侧身对视了一下，我看出还是前几天碰到的那位长者。这次，不但看到一刹那他流露出的一丝惊疑的眼神，而且大致看清了那位长者形貌的轮廓。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虽然以前没有近距离地与这位长者接触过，但作为学生，我还是认出来了：这不就是学校最早被揪斗、打倒之后编入由“牛鬼蛇神”组成的“黑帮队”的杜校长吗？从杜校长的眼神中，我估计他也认出了我：还是前几天碰到的那个毛头小子。两人都没吭声。我定了定神，又跑了一圈后，准备去帮厨，离开了操场。

此后，大致是什么时日，我记不清了。总记得有一天，在数理楼东侧的马路上偶然碰到“黑帮队”的“牛鬼蛇神”们正扛着劳动工具走过，我的目光正好和队列中的杜校长相对，他朝我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旁人不易察觉的微笑。

几经周折，我因祸得福，喜得母校接纳，于1971年后半年返回母校（已迁至现校址）。由于工作需要，阴差阳错地一直从事了财务后勤工作。刚开始的七八年中，既要刻苦学习业务（当时的大环境不利于这方面的学习），使自己能尽快由外行变为内行，同时还要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工作，又得抽时间不断催促解决家中的“问题”。再加当时住在校外，无暇他顾。

记得返回母校四五年之后，有一天，我在膳食科那排平房前低着头匆匆而过，到了东头，没有放慢脚步就往北拐，几乎与山墙东侧大路上自北而来的杜校长撞个满怀。我愣了一下，赶忙往后退：“杜校长，对不起！”杜校长看着我，微微一怔，走开几步后，又回头笑了笑：“没有啥！没有啥！”我才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1979年初，我家的问题得到平反。记得后半年开学时，我参与为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在教务处门前，碰到复出不久，时任副书记、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的杜校长（大家一直都习惯地这样尊称他）。我刚喊了声“杜校长！”还没来得及问候，他倒先开口说：“你就是刘安乐吧！”接着伸出拇指，哈哈一笑说：“是个好娃（晋南人的习惯说法）！你快忙去吧。”就分手了。

杜老1982年离休。有一天中午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匆匆回家。远远看见杜老站在图书馆门前向我招手，我迎着杜老慈祥的目光，紧蹬了两下，连忙下车向杜老问好。杜老拍着我的肩膀说：“安乐，你正年轻，好好干！”杜老让我快回家，我坚持让杜老先回。含着热泪，看着杜老走远后，我才骑车离开学校。

之后，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曾听到一些知情的老同志讲，杜老复出后，曾多次提议，让我回中文系从教或者去教务部门工作，都因后勤系统再三挽留而未果。还听老同志们讲，杜老是20世纪30年代就曾在抗大分校执教的老前辈，为人正派，不奉迎，不整人，不搞亲亲疏疏。生活俭朴，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不为名利所累。还听说，杜老在弥留之际曾表达了将遗体捐献，供医学解剖的愿望（因时间仓促，家属意见不一而未实现）。这充分显示了杜老豁达大度、终身奉献的高风亮节。

自从我进母校学习到杜老离休的十多年里，因年龄、地位的悬殊，从事的工作不在一个系统，家又住在校外，一直没有和杜老有过直接交往。记得的仅是上述与杜老打过的6次照面和杜老叮嘱我的两句话。对杜老的为人，都是返回母校后，从在学校工作时间长的年长者那里听到的，都是大家公认的。

然而，就是杜老这6次注视我的眼神和叮嘱我的两句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淡忘，而且对我的影响与日俱增。它是以杜老为代表的母校前辈们对我的鞭策、信任、关怀和期盼，使我尚能始终坚持忠实、正直的为人初衷，坦诚待人，对真善美执著地追求。还能为母校做一些不违良知、力所能及的工作，得到了母校的认可和肯定。

退休赋闲之后，闲暇时间多了。总觉得自己应对大半生来个回顾和反思。文学大师、世纪老人巴金生前曾多次呼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一位20世纪3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现已91岁高龄的资深前辈呐喊：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若如是，大家各尽所能，一致努力，小康社会和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早日实现。我想，这也肯定是无数前辈为之终生奋斗所期盼的。

人生在世，欲望无穷，名利无极，悲喜苦乐，都在其中。只有不断增强人性，拓展襟怀，陶冶情操，升华灵魂，这样，当有一天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而回首之际，不至于会感到还留有什么遗憾。

谨以此献给杜老和我的母校。

作者简介：

刘安乐，生于1945年，山西省襄汾县人，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先在石家庄驻军军直属大学生连带薪锻炼一年，后在长治运输公司学校任教一年半。1971年后半年调入山西师范学院工作，先后任会计、副科长、副处长、处长、校长助理、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