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臧克家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郭璞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5年了，但音容宛在，笑貌犹存。他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

郭璞同志在晋南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上，一干就是25年。1982年他已年逾花甲，又出任山西师院（山西师大的前身）党委书记，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站完最后一班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郭璞其人，人如其名——璞玉浑金，品真质纯。他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完美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自铸美名，赢得了盛誉和威望。下面写出我所亲历和知道的郭璞同志的几件小事，以为对他的纪念。

“文化大革命”中初识郭璞

山西师院当时是晋南地区唯一的一所高校，运动初期地委派郭璞同志到师院蹲点。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郭璞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作风朴实，态度和蔼，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势逐步升级，当时的地委一方面要集中很大的精力被动应付学生运动，一方面还要坚持地委的日常工作。郭璞除在师院蹲点外，还任地委红卫兵接待组组长。地委哪里来了红卫兵，哪里就会出现郭璞。碰巧，当时地委几位副书记和常委相继因病住院，不能工作，郭璞整天忙得团团转，地委的同志们都风趣地称他“救火队长”。有一次师院的学生在侯马串联，和当地干部群众发生冲突，发生了当地人扣留学生的事件。学校的同学们闻讯后立即兵分两路，急赴侯马“增援”。我随同另一路跑到地委强烈要求地委对这一事件做出反应，明确表态。负责接待的就是郭璞同志。同学们情绪异常激动，措辞也很激烈，你一言我一语吵个不停。郭璞有重听之疾，经常戴着助听器。他唯恐听不清，不时地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大概是调整接收频率。有一位同学不知道他戴的是助听器，还以为他在听收音机，便一把上前拽掉耳机，大声嚷道：“让你再听收音机！”他不急不躁，极诚恳地说明缘由，没有流露出一点怨气。他的态度反倒让同学们不好意思起来。

还有一次，我和几十个同学在侯马与地委书记李广耀等“拼刺刀”，住在侯马招待所。一天夜里11点，郭璞和临汾一中的几个学生风尘仆仆地来到侯马招待所找李广耀。原来临汾一中的学生这一天到地委找李广耀，负责接待他们的郭璞同志一再解释“李广耀书记不在临汾”，这大概引起了同学们的逆反心理，越说不在，越不相信。而且表示非见到李广耀不可，口号声此起彼伏。学生当时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是可想而知的。郭璞表态说：“那只有你们到侯马走一趟，我保证你们见到李广耀书记。”学生们仍是将信将疑，要求他一同前往，郭慨然应诺。可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摆在眼前，临汾到侯马60公里，怎么个去法？地委派车吧，当时全国上下正批判“经济收买主义”，地委不敢派，学生们也肯定不接受。坐公交吧，只有早上一趟班车，早误了。坐火车吧，还要等到夜间一点以后。怎么办？郭璞说：“我也学习你们徒步串联的革命精神，咱们步行去。”快50岁的人了，和同学们一路急行军，整整走了10多个小时。一见到李广耀，同学们释疑了，且被他那种对学生的坦诚，对工作的认真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改稿子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璞重新恢复工作，当时叫宣传组，担任临汾地委核心小组宣传组长。宣传组是文字材料多产部门，审批文稿就成为他一件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郭璞同志向来要求高，把关严，就是人常说的“难伺候”。观点反复推敲，字句仔细斟酌。几十年来改文稿熬通宵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有的稿子改动很大，甚至面目全非。有的同志开始往往很不习惯，但他从不迁就个人情绪，依然是一如既往，一丝不苟。1975年临汾地区召开全区宣传工作会议，王明星等几个同志负责起草了他的讲话稿，经过几天的研究和撰写，于开会的前一天向他交稿。当王明星读完稿子后，郭璞提出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解释了半天，仍不得要领，不能把他提出的问题说清说透，显然稿子通不过。几个同志作了熬通宵改稿子的思想准备。孰料郭璞让他们回家休息，他自己却整整熬了一夜。第二天按时到会作了报告，博得阵阵掌声。有一次，张彪同志起草了一个通知，让郭璞签发，心想签个字拿去打印就完事了。不料，郭璞看了却说：“你一个小时后再来拿。”当时张彪很是纳闷，大着胆子问：“郭部长你亲自写一下不更省事?”郭笑着说：“不受你原稿的启发，我也改不出来。”

看麦场

郭璞同志一心为党，一心为公。他念念不忘党的工作，即使身陷逆境，也会不失时机地寻求为党工作的机会，而且工作起来依然是那样的忘我，那样的执著，那样的一丝不苟。

在1976年的那场“清查”运动中，郭璞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被打倒。面对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他始终坦荡自若，正面抵制。无论是“热情帮助”（用火炉子烤），还是“冷静思考”（推到雪地里冻）。在车轮战术、大轰狠批之前，郭璞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对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坚决予以否定。他对整他的人义正词严地说：“是我的我认账，这叫老实。不是我的，我不认账，这也叫老实。不是我的，我认了账，反而不老实。”他尽管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渴求为党工作的欲望却分毫未减。在学习班里，分配他去看麦场，他愉快地接受了。和批斗他时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天早出晚归。有一天，几个同志相约趁午休时间去偷偷看他。当走近麦场，一眼就看见郭璞戴着一顶旧草帽，挥动着一根柳条，不时发出“咝！咝！”的轰麻雀的声音。王伯甡同志上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人家往死里整你哩，你还真的这样认真给他们看场呢？”郭璞听了坦然一笑，说：“整归整，劳动归劳动，两码事。我现在部长被抹了，不能在领导岗位上为党工作，眼下，看场还能为党做点事。做小事也是党的工作，这也是机会难得啊！”几句话说得大家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爬煤车从太原回临汾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向来是郭璞过硬的作风。1985年8月我回临汾探亲，一天回母校看望郭璞。说来也巧，上了师院办公楼，恰好碰上他风尘仆仆地从太原开会回来，灰头土脑，满脸是黑。一进办公室，他先招呼我坐下，便去洗脸。洗了一盆水又换一盆，一直用了4盆水。我十分惊诧地问：“你从哪里弄了这么多黑？”他嘿嘿一笑说：“去太原开会，托了个熟人，搭了个煤车回来的。”啊?一个年过六旬的厅级干部，竟然爬煤车走了近600里路，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憋不住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带小车去？”“学校经费紧，汽油少嘛！”我又说：“真是的，再紧张也不在乎你一个人，60多岁的人，身体要紧。”他又笑了一下说：“我的身体还真可以，省一点算一点嘛！”

云水胸襟

1997年9月20日，是郭璞同志的80华诞。在筹备他的80岁寿辰庆典时，大家推选米中兴同志起草华诞祝词。在起草前，米中兴同志去征求他的意见。米中兴开门见山地问：“郭部长，‘文化大革命’和‘清查’如何写？”因为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观点看法很难把握分寸。郭璞不假思索地说：“‘文化大革命’、‘清查’两次撤销职务，两次住‘学习班’，拼过无数次刺刀，受过上百次的批判，这是我上一次‘多学制的最高学府’。我学会了一门善处顺境与逆境的辩证法。对我这个有5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锻炼是大有裨益的。我要感谢50多年来对我培养教育包括整过我的领导和干部。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尽心尽力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席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让米中兴同志始料未及的是，郭璞的回答竟是如此毫不迟疑，脱口而出，他没有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清查”就火冒三丈声泪俱下的怨恨，有的却是无比坦荡的云水襟怀。

滴水见太阳，小事见精神。“共产党员的榜样，领导干部的楷模”，晋南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山西师大的广大教职员工在评价郭璞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如是说，也如是写。我认为郭璞同志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作者简介：

 周文林，生于1943年，山西省娄烦县人，中共党员。1968年毕业于山西师院中文系。曾在长治宾馆、长治大酒店任职，高级职称。退休前在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