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师大报》、《山西师大学报》是在晋南师专《教学动态》、《山西师院校报》、《山西师院》、《山西师院学报》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成长史，就是山西师范大学从创办、壮大到飞跃前进的一个缩影。

这里首先要提到杜石坞同志。当时晋南师范专科学校是受省、地双重领导的，业务是受山西省教育厅领导，人事干部上受中共晋南地委领导。1963年3月，地委任命杜石坞同志为晋南师专副校长。

杜石坞（1908—1992），山西夏县人，1942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前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教员，抗大总校教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永济中学校长，晋南医专副校长等职。杜石坞是抗日军政大学优秀教员，享誉晋南的教育家。他继承和发扬抗大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优良传统，他本人又是笔杆子，1963年3月他上任不久，就着手创办季刊《教学动态》，组建校刊编辑部，由我具体负责，5月中旬即开始征稿编辑。

1963年6月出版的《教学动态》创刊号，我是5月30日深夜写出编后记的。此时夜阑人静，皓月当空，徐徐清风，丝丝凉意。我写到：“从征稿至今，不过半个月时光，我们已收到73篇稿件。”“副校长杜石坞、副教务长潘魁五、团委书记史增福同志都亲自写稿，指点方向，采取措施。”第一期出刊时，原有杜石坞、潘魁五的题词，目录页都印上了，杜校长是很谦虚很认真的，他说不能突出自己，刊出前，他抽掉了他的题词，正式看到的第一期目录，杜石坞的题词，是纸条压上的。

当时确定该刊是对内的综合性的不定期刊物。它发表有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创作方面的稿件。以服务教学、提高教学、改进工作、推动写作为目的。第一期刊登的文章，主要有校团委书记史增福的《读书与政治》，该文强调“政治要统帅业务，但不能代替业务；业务要为政治服务，但业务也不能代替政治”，“一要有革命理想，二要有革命本领，二者缺一不可”。此期教学方面发表的文章，有中文科教师冯一健的对鲁迅作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具体分析，有中文科教师董遵章的《动词在作品中的作用》，还有数学科主任屈锡培的《线性规划及其初等解法》。在学术动态栏，报道了中文科师生纪念高尔基诞辰95周年的纪念活动，发表了中文科教师张钦尧《发扬高尔基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的学术报告提要，中文科教师尹世明《英雄的时代，需要英雄的人物》的学术报告提要，还报道了举办高尔基创作活动的展览及陶本一老师和卫灿金同学关于高尔基《海燕之歌》（中俄文对照）的朗诵活动，还刊登了讲师贾止净和学生杜克俭等5人的诗歌和散文。

1963年9月15日是晋南师专成立5周年。为了继承和发扬学校的光荣传统，要举行五周年校庆，《教学动态》第五期出了五个分册配合校庆活动。第一册是校史回顾专集，发表了党委书记张波平、副校长杜石坞《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抗大作风》、副教务长潘魁五《五年教学总结》等文章。其余分册依次为语言文学专号、理化专号、数学专号、史地专号等，分别发表了教师陶本一、张钦尧、贾止净、刘定恒、王佩林、梅光庆、屈锡培、张万学等54人的学术论文和纪念文章。

以上《教学动态》都是打字油印，为了提高质量，学校派我外出到陕西印刷厂铅印出版了《五年的历程》专册。收录了教师余子谷写的学校简史，党委书记张波平《五年的历程》的报告、党委办公室秘书史增福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几点体会》、副教务长潘魁五《五年教学工作总结》、校务办公室秘书张宗齐《自己动手建设校园》、总务处副主任李邦华、武世怀《五年来总务工作的回顾》、教师刘文华、李春尚《关于五年校庆活动的综合报道》，还发表了校史照片和杜石坞及部分师生歌颂校史的诗歌、散文等。因为我处存档不全，我记得《教学动态》出了十期左右。

1964年11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晋南师专升格为山西师范学院，性质是半农（工）半读的，为半农（工）半读的普通中学培养师资。这时水提夫同志担任党委副书记，他原任装甲兵学院机械系政委，他坚持和发扬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在他和副校长杜石坞领导下，创办了《山西师院》校刊。这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校报，铅印，共出了十多期。以校内新闻和教学研究为主，同时发表师生的学术性文章和短篇文艺作品。当时实行半农半读制度，劳动任务较重。在教学、劳动实践中，要不断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所以还创办了《教改快报》和《劳动快报》，大约各出了20期左右。以我手头存藏的《教学快报》第九期为例（1965年元旦专号），该期发表的文章有党委副书记水提夫《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苦抓实干，排除万难，为贯彻半农（工）半读的教育制度而奋斗》、副教务长潘魁五的《活学活用〈实践论〉，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还有学生的诗文，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1973年5月，省委任命王中青同志（原副省长）为院革委会副主任，他到任不久，即亲自抓院刊工作。经学院研究，在副院长王中青和杜石坞领导下，由周敬飞、尹世明、叶更生（后调省党史办公室任处长）负责院刊编辑，周敬飞任院刊室主任。这时的院刊，是期刊（季刊），主要发表学术文章，当年11月出第一期。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山西师院》从创刊到打倒“四人帮”前所发表的文章（第一期至第十一期）从政治内容看基本上是错误的。此时还出版《山西师院》校报，主要发表校内活动的大事。1973年7月后，山西师院校报独立建制，从此，刊物和报纸属于两个不同的机构。

1975年周敬飞调临汾地委工作，院党委任命王正萍担任院刊编辑室主任，他20世纪80年代初调往北京，我仍然具体负责院刊室工作。

1978年12月，《山西师院》（总第21期）改为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内部发行。后经省委1980年10月21日正式批准，省出版局颁发0012号证件，国内正式发行。1979年经省教育厅批准，报中央备案，学报从1982年第一期起，通过全国各地邮局和中国国际书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外代号Q700，国内代号22-5。经上级批准，1984年我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兼主编。

学报（社科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提高质量是个大问题。以1980年为例，我院有教职工1300多人，其中专任教师606人，但学术带头人少，重大的科研成果少，当然我们也有长处，最突出的一点是中青年骨干教师多，这批人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前国内30多所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远缘杂交，各有优势，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就有80多名。当年许多人在大学时期，被批为走“白专”道路。他们素质好，干劲大，思想解放，功底扎实，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研究的能力。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我们决心学会自己走路。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一套经验，概括地说，就是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借船下海，扬长补短，办出特色，勇于实践。

一、解放思想与求实精神相结合

学报以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为主，但各期要有适当的篇幅研究现实问题，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就重大的现实问题发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总的说是处于步履艰难，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冯子标等同志的努力下，当即和政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联合组织了两次讨论会，鲜明地支持这篇重要文章。学报在1978年3期、4期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12篇文章，这在当时是山西省动手较早、影响较大、发表这方面文章最多的一家。

在“拨乱反正”中，有的同志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同志敲响了警钟：“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及时发表了坚持两点论，力戒走极端等一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坚持思想战线上的正确导向。

二、借船出海，校内校外相结合，以提高本校师资质量为主

学报初创，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我校师资力量尚弱，我们通过各种途径，特约了一批大师、名家写稿。先后发表了侯外庐、白寿彝、贾兰坡、李健吾、马少波、王瑶、王季思、端木蕻良、贾植芳、周振甫、霍松林、王运熙、杜任之、王梦奎、黄楠森、肖前、晓亮、卫兴华、李秀林、金默生等名家的论文，有力地提高了我刊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紧随名家之后，我们积极组织本院师资力量，选课题，搞研究，抓写作。比如，1978年，“左”的大寨记工法，还占统治地位，我院教师冯子标同志，通过细致的调查，看出了它对发展生产力的严重阻碍作用，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声中，写出了《试论农村人民公社定额记分制度》，最早地不点名地批评了“大寨经验”的问题，我们学报1978年第四期予以发表，接着《光明日报》也予以发表，全国经济讨论会还把此文列为重点文章。以后学报又连续发表了冯子标同志《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和经济学界生产劳动问题的论争》、《马克思两大发现相互关系试析》等十多篇论文，后来他担任了山西财经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还有张平同志，是我校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学生，当他崭露头角时，学报就在1983年1期、1986年1期发表齐峰的推荐性评论《小荷才露尖尖角》、《评张平〈姐姐〉的艺术特色》，学报编辑部同志对张平进行采访，对他的处女作《姐姐》和初期发表的5篇小说和创作潜力做了高度的评价。他通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如今已是著名作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再比如，青年教师冯俊杰，80年代初，学术研究崭露头角，学报当时连续发表了他5篇论文，经过多方努力，如今他是著名的教授，戏剧戏曲学的博士生导师。学报重点扶持的陈建中、李孟存、常金仓、牛仁亮、李东福、李文儒等一批青年师生，如今大都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或重要的领导干部。

三、单项研究和配套文章相结合

有读者反映，学报发的文章一个是杂，题目分散，看了上期，不知道下期。读者面分散，哪一个方面的读者也感到不过瘾。再一个是闷，文章很长，引不起读者太大兴趣。当然，学报有自己的特点，他不能办成文艺刊物或专业杂志那样。所以，我们注意发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为了使学报的内容相对集中，重点突出，我们注意发表配套文章。

我们说的配套，包括三方面内容：（1）每期发表的文章，相近的编组发表，使中心相对突出；（2）就字数多少而论，大中小结合。大的就是长的文章，我们指1万字以上的，中的指7000字左右的，小的指3000字以下的。有人总认为学术研究文章，就是要长，不长，怎能有深度呢？这里涉及一个文风问题。我们认为，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做深入开掘的，有创建性，而且确实有充分论据的，该长就是要长，但是，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没有多少新鲜见解的东西，为什么硬要面面俱到，套话连篇，扯成长篇大论？难道学术性文章非要摆出这么一副面孔吗？我们努力使学报活泼些，每期发20篇左右文章，大中小结合，以中型为主。力求改进文风，力求篇幅简短，语言精练，内容充实，同时在编排上重点题目用醒目的黑字，版面也做适当的美化。精彩章节连载。还发表了聂恩彦老师的《天问》讲座、张钦尧老师的外国文学讲座、傅毓钤老师的训诂学讲座等。使读者对某一学科的重点有个系统的掌握，扩大了读者群。1980年初，安徽大学图书馆曾来信说：“你们的学报借的人真多，好多页都磨破了，盼能再购买几本。”

四、学术研究与争鸣讨论相结合

我们积极支持各个专题的学术研究，同时，尽可能地组织学术争鸣。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出人才、出成果。几年来，我们先后组织了关于“山药蛋”流派的讨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的讨论，李商隐诗歌的讨论，晋国国都的讨论，张良籍贯的讨论等。比如，关于“山药蛋”流派的讨论，全国有十多个省市送来文章，我们先后发表了20篇论文，《光明日报》还做了介绍。我们认为，重视学术争鸣，可使问题讨论深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加速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比如，当时任讲师的孙铭有同志，就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的讨论，学报连续发表了他5篇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大、宁夏大学以及中南大学8所大学都有反响，他步步深入，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不平衡规律新论》的名著。不久即升为副教授，现已是一位有影响的教授。

五、理论研究和地方特色相结合

我们是重视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同时要面向当地实际，几年来，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选择有全国影响和我们的教学有密切联系的题目进行研究，力求有地方特色。当时发表过的论文，有山西作家研究、山西戏曲文物、太岳解放区历史、牺盟会与决死队、晋国史研究、山西党史人物、山西地方经济调查等。加强地方问题的研究，不仅密切了与地方的联系，而且往往能给全国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成果。比如，学报1981年2期发表黄竹三、窦楷等同志的《元初戏曲演出的重要史证——山西新绛元墓戏雕考述》，就新绛出土的元初戏雕、舞雕、乐雕和壁画做了考证，证明我国戏剧在元代初期，除城市外，在晋南广大农村也有频繁的演出，角色行当有了新的变化，唱堂会的风气相当普遍，晋南的戏曲艺术是当时全国最繁荣的地区。学报还发表了《从北宋舞楼的出现看中国戏曲的发展——山西中南部三通舞楼碑刻考述》、《试论山西锣鼓杂戏》等一批研究山西戏曲的论文，《文物》、《戏曲研究》、《中国戏曲年鉴》等刊物相继做了介绍，引起吴晓铃、郭汉城、李健吾、马少波等专家的高度重视，以这批作者为骨干，组成了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现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全国大学的重点研究机构。当时我们还连续发表教师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在全国也引起了热切的关注。以他们为基础，建立了晋国史研究室，以后发展为全国著名的晋国史研究所。

学报当时以主要的力量办好社会科学版，同时积极筹备自然科学版，1986年侯晋川（兼主编）、高仁恒、马志正（兼副主编）和专职编辑王剑波、张海霞已抓紧编辑出版的有关工作。

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学报编辑部同志的集体努力，学报取得显著的成绩。1986年底，我被省政协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协副秘书长。在我离开之前，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于1980年出版《中国各大学学报总目录》，共收中国17所大学学报，其中15所是重点大学，山西师院学报名列其中。全国《大学图书馆通讯》（设北京大学），1983年发表《关于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长篇文章，在几百家学报中，《山西师院学报》名列前茅，被列为核心学术期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我即将离开的1986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省级以上报刊全文转载或摘要介绍我院学报295篇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介绍210篇，《新华文摘》介绍14篇，《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介绍28篇，《文摘报》介绍14篇，《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介绍29篇，当时学报已发行到我国香港和美、英、法、日、德、新西兰、瑞士、毛里求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5年我校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校党委书记郭璞同志任团长，他返回后高兴地说：“我们参观哈佛大学，他们图书馆开架陈列全国20多所大学学报，其中就有咱们的学报，当时看到很高兴。”省委、省政府曾给我们多次鼓励。197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学报先进集体奖。1985年山西省又给予学报二等功嘉奖。1984年著名戏剧家、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马少波同志视察学报后，欣然题词：“奇葩乍放惊天下，硕果丰盈亦堪夸，绿叶无心比颜色，输丝默默织繁华。”

《山西师大学报》的成长，是山西师大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首先，归功于历届党委和学校的正确领导与重视。历届领导杜石坞、水提夫、刘舒侠、徐镇海、王中青、王增谦、郭璞、陶本一等同志，对她都倾注了心血。他们一致认为校刊、学报是学校的一个窗口，是服务于教学，促进科研，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阵地。这里仅举几例：校刊初办，当时我还没入党，副校长杜石坞同志曾多次批示，让我看党内文件。副院长王中青同志，不仅修改院刊稿件，还为院刊组稿，在印刷、纸张困难的条件下，多次同我到侯马印刷厂，解决具体困难，提高印刷质量、装订质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全国许多大学学报的建制、级别、编辑职称和创办经费都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校党委书记王增谦、郭璞、校长陶本一相继解决了学报的这些具体问题。

除院领导重视外，学报还有一支好的编辑、编务队伍。从总体上来看，这是一支品质好、业务熟、功底厚，艰苦创业、团结奋进、视野开阔、勇于开拓的队伍。1963年校刊编辑室初建，开始是我一人，当年11月又增加了刘文华同志（1973年调山西教育报刊社，副总编、编审），当时校报、校刊的编辑、印刷、校对、发行都是我和刘文华同志一揽子挑。后又调中文系教师李春尚兼任编辑。随着学校的发展，院刊也在不断地发展。到1984年前后，学报编辑部共有专职人员13人，办公用房8间，内设办公室，王青兰任主任，编辑室李士超任主任兼政治哲学等栏编辑，资料室窦楷任主任兼历史、文化栏编辑。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我离开的1987年3月，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有李士超（后任《山西水利》主编）、夏阳（后任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洪铁（后任《山西财经学院学报》负责人）、王正萍（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叶更生（后调山西党史研究室处长）、窦楷（《中华戏曲》副主编）、梁晋平、杨木林（后调《山西日报》记者）、袁宏轩（后调省委宣传部）、陈建中（继任学报主编，后调《北京物资学院学报》主编）、畅引婷（现任学报主编）、谢恒山、牛晓、曲家源（曾任学报主编）、于兴汉、王剑波、张海霞、王青兰、刘彩婷、杨莲子、贺水仙等人。

在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中，我仅列举两位同志，一位是窦楷同志，他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文化部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前身）教师，曾受到错误打击，1979年平反，调到学报工作。该同志勤恳敬业，任劳任怨，做了许多突出的贡献。先后多次到北京等地组稿，1981年就请国学大师书法家启功题写了刊名，沿用至今。又先后约来李健吾、马少波、端木蕻良、王瑶、周振甫、郭预衡等名家大作，学报初期是靠他们打出声望的。再一位是李士超同志，1948年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先后在华北局人民政府和最高人民法院就职，曾在董必武身边工作，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他组织了金默生、沙伯里等名家的大作。他业务精，手把手指导年轻编辑，积极促进编辑部的建设。

如今，山西师大学报焕然一新。大开本，高水平的论文，高档的纸张，高科技的印刷，高质量的工作。在主编畅引婷同志的主持下，编辑部全体人员继承和发扬学报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如今学报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中国人文类核心期刊、北方优秀期刊，连续13年被评为山西省一级刊物。当我写此文时，翻看初创的刊物，今昔相比，天壤之别。从一个刊物的发展史上，完全可以看到山西师大大踏步前进的身影。我想山西师大会有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

作者简介：

尹世明，生于1937年4月，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共党员，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山西师大学报编辑部主任兼主编、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