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对国家而言，三位主要领导人的辞世使中国社会处在了转型与变革的前夜；对我个人来说，经村、乡、县三级的层层选拔推荐，于年底“带着贫下中农的重托”，踏进了山西师范学院的大门。作为最后一届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社来社去”的压力，“跳出农门”的渴望，使我在仅仅只有两年半的政史专业学习中丝毫不敢怠慢。1979年毕业之际，我以全年级总分第一名的成绩留政史系任教；1984年在社会上对“工农兵学员不学无术”的舆论中，学问功底并不怎么扎实的我从教学一线转到了学报编辑部搞资料工作；1987年3月，不安分的我由资料室主任又转为历史栏目编辑；1997年担任学报社科版副主编；1999年被任命为学报编辑部主任，担任社科版常务副主编；2002年被任命为学报编辑部常务副总编；2003年担任学报社科版主编。

从1999年开始，在我主持学报工作的近10年间，《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先后获得了以下荣誉：2000年和2004年连续被北京大学图书馆认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9年、2002年和2006年蝉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评定的首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妇女与性别研究》专栏被评为“优秀栏目”；2001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中国期刊方阵”；2004年被华北八省（市、区）、2006年被华北十省（市、区）新闻出版局和科技厅联合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定为第一届、第二届“北方优秀期刊”；1993—2007年连续15年被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和山西省科技厅评为山西省一级期刊，并多次名列山西省一级期刊榜首；2008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自然版和体育版学报也先后进入山西省一级期刊的行列；我本人也两次被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和山西省科技厅授予“山西省十佳出版工作者”称号，被山西省教育工会评为“山西省大中专学校优秀女教职工”，被全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评为优秀主编。

学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与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和广大作者的大力支持，以及编辑部全体同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也与学报各个版历任主编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密切相关。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艰苦付出，就没有《山西师大学报》的今天。在建校50周年之际，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为学报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领导和编辑，还有关心学报事业的每一位作者和读者。

作为《山西师大学报》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连接点，我的编辑思想、办刊思路及选稿用稿原则、学术立场等，以及由此所展现的刊物质量都一并体现在了我所主持或主编的三个学报上，优与劣或者是好与次，都只有留待历史去评说。这里，在当前学界热衷的“后现代理论”的启迪下，我不想就那些大家都熟知的编辑思想和办刊方针等“宏大叙事”发表议论，借此机会只想谈谈学报编辑工作对我个人成长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我的每一个进步都与我所编辑的学报息息相关，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学报编辑这份职业，也感激学报主编这个职位给予了我更多的学习和锻造机会。在这里，将我的成长经历以及我所收获的一切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也许就是对母校50华诞最好的献礼。

回顾过去，学报对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

文字作为思想和思维表达的工具，是从事编辑职业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力之一。编辑在对大量自然来稿的审读、鉴别和选择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语言文字的中介作用，判断和把握作者在想什么和说什么，或试图传达给读者什么，而且还要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将自己的审读意见传达给主编和作者。刚接触编辑工作，首先面临的就是对初审稿处理意见的填写和拟用稿中文摘要的编写，且不说由于水平的限制对文章学术质量的把握是否准确到位，即便是将自己那些一知半解的看法或认识行诸于文字“上传下达”就愁煞了我，百八十字的“审读意见”和二三百字的“内容提要”，能憋一两个小时，结果还是不能尽如人意，不是词不达意，就是前言不搭后语。词汇的贫乏，视野的狭窄，见识的有限，知识的欠缺，严重制约着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不满意，又无能为力，心中的焦虑曾一度深深地困扰着我。的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非立马就能改进。学中干，干中学，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尽快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我初任编辑期间刻意追求的一个目标。

留心处处是学问，这话一点不假。首先，面对大量的自然来稿，审读中虚心向不见面的作者求教。因为许多学识渊博的作者，不仅思维脉络清晰，思想见地深刻，而且文字表达优美，读他们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所以，在日常审稿过程中，我常常对那些文质兼美的文章和段落反复阅读，仔细揣摩，为的是悉心体会作者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的良苦用心，以及所传递信息的意义。其次，面对密密麻麻的修改稿和校样，耐心向其他富有经验的老编辑学习。按照传统的出版程序，付印前一般都要校对三四遍，尤其是在“铅与火”的出版年代，校对更需要耐心和细心，但不管是否对照原稿，有经验的编辑一眼就能看出排版工人是否漏排了字句，作者在词语搭配中是否缺少成分，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在表情达意方面是否准确到位，常常在改稿与校对中添加几个并不起眼的词汇或稍微改动片言只语，就能使整篇文章衔接自然，过度畅顺。所以，每次校对，我都要将每个编辑的校样仔细对比，目的是为了给自己今后的改进寻找参照和根据。如，哪些问题自己发现了但没有能力改正，哪些句子改动了但没能改得更好，哪些词语和句子自己压根就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带着问题和其他编辑坦诚交流，实践中使我收获了不少。再次，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由于自己不是汉语言专业的科班出身，初任编辑时便读了现代汉语方面的一些书籍。期间，一个重要的转折是为了贴补家用在业余时间对本校主办的《语文教学通讯》两年多的校对，不经意间使我接受了一次语言文字基本功的系统训练。面对《通讯》作者在语文教学中形形色色的见解和经验，不仅使我的眼界大开，而且知道了诸多的“所以然”。如，对字词句用法的流源考辨，对高考命题的吹毛求疵，对作文修改的字斟句酌，对成语使用的精心凝练，对名篇名作的解读赏析，对教学经验的理论升华……字里行间都能使人体会到汉语言文字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中所产生的巨大魅力，以及传达给读者的不同意义和旨趣。

由于有着“过来人”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在编稿过程中对一些作者有思想、有见解，但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后难以表达思想和见解的尴尬颇能理解。于是，在与作者的交流中，一方面现身说法，要求作者一步一个脚印在论文撰写中不断加强基本功训练，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对那些经过多次修改仍不合要求的文章亲自加工，尤其是对本校一些初次撰写论文的作者更是用力甚勤。而当校内一些年轻教师将我们改动较大的校样复印作为今后写文章的参照时，当有些文摘报刊将我们编写的摘要作为“论点摘编”只字未改时，当“新娘”在嫁衣的包装下得到作者和读者的称赞和美誉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欣慰。

二、提高了我的学术研究能力

作为一种学术期刊的编辑或主编，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固然重要，但能否判断出作者在表达什么，为什么要表达，表达的价值或意义何在，才是编辑所应具备的内在功力。一般来讲，只有学者化的编辑，才能办出质量上乘的学术刊物；反过来讲，如果要办出一份高质量的学术刊物，或者想成为一名对自己和刊物都负责任的编辑，就必须朝着编辑学者化的方向努力。

记得刚做编辑工作那些年，对稿件学术质量的把握，对我来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天看上一篇几千字的来稿，作者究竟说了些什么，用“一头雾水”来形容恐怕一点都不为过。说来也难怪，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小学时代背诵的是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家的豪言壮语；中学时代除语文和数学两门基础课程外，其他各科教学使用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的综合教材，就连基本的“史地”课程也不曾开设。大学期间，由于1976的特殊年份，开学日期延至年底，本来就不长的三年学习时间无形中又被缩减的半年。就这样，我所学的政史专业课程——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以及其他公共课程走马灯似的过了一遍，不仅没有全国统编的系统的专业教材，就连各科老师自行选择的所谓教材也都是蜡版油印的，学习内容也大多与当时“评法批儒”的大环境密切联系，马恩列斯毛的一些原著和语录汇编成了政治课上的主要读物。对我来讲，不要说在大学期间深钻细研，就是一些基本的知识，乃至常识性的东西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大学毕业了。回想起来，在两年半的学习生涯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哲学课上对马克思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立场和“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的领会，在政治经济学课上是对马恩关于资本、货币、劳动、价值、交换等概念的体悟，在历史课上是对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年份和帝王将相年号姓名的记忆，再就是通过报章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的探究，我还把自己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一些学习体会撰写成文投到当时还叫做《山西师院》（《山西师大学报》的前身）的校刊上，尽管由于水平的限制没能正式发表，也许在此时就注定了我与《山西师大学报》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

既然选择了学报编辑作为自己的职业，那么，要吃好这碗饭，就必须朝着学者化的方向努力，尽管我十分清楚对先天和后天都有着诸多不足的我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自己的史学专业和学报的传媒性质，以及自己的性别身份所决定，在学术研究领域我选择了编辑出版、新闻传播、近代妇女史和妇女报刊史以及妇女理论等作为方向。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算起，截至2007年底已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编辑出版方面16篇，妇女史方面12篇，妇女理论研究方面17篇，史学方面2篇，其他2篇。从社会反响看，被人大资料全文复印13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4篇，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1篇，摘要介绍4篇，获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和三等奖各1篇。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所收获的一切尽管与硕果累累的专家学者相比也许根本就不足挂齿，但对基础和功力都不怎么扎实的我来讲却实属不易。能走到今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我所从事的学报编辑工作密不可分。首先，近水楼台的优势，使我有机会将1/3的研究所得发表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其次，学报内容的综合性和学报出版的连续性，使我有条件在周而复始的编校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吸收不同学科作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思考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路径。再次，学报主编的身份，为我与外界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搭建了平台，不仅能够从众多的作者那里及时获取全国各地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相关信息，而且能够争取各种资源身临其境亲耳聆听专家学者精彩的学术报告。从1993年开始，我先后10多次参加了全国性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路费）的妇女研讨会，并去了美国和日本，还以主编的身份参加了与编辑出版相关的诸多会议。这些活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同时也提高了我的学术研究水平。

随着学问的增长，使我对稿件学术质量的鉴别与把握也开始变得驾轻就熟，面对一年内数以千计的自然来稿，许多文章粗略浏览一下题目、摘要、开头、结尾、参考文献，以及二三级标题和中间各部分的组合搭配，大致就能看出作者思考问题的角度或路向，鉴别与选择中，“求真、致用、创新”等原则是我一贯坚持的学术导向，在《妇女与性别研究》这一特色栏目的开设中，由研究女性的女性所主编的刊物，决不能成为与男人和国家对立的激进女权主义的舆论阵地也是我始终坚守的基本立场。

在我编辑的学报上开设“妇女研究专栏”和我的妇女研究几乎同步，近20年来，共发表不同学科与妇女、性别有关的文章百余篇。从全国的情况看，不少高校学报都辟有这样的专栏，但坚持下来的为数不多。《山西师大学报》的始终如一与我这位研究妇女的女性主编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专栏的开设拓展了办刊的视阈，特色的形成扩大了刊物的影响，“优秀栏目”的褒奖吸引了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反映妇女研究现状，关注学科建设前沿，传播女性主义理念，构建性别平等文化”的栏目定位，使我的研究和我所主编的刊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提高了我对生活的感悟能力

编辑职业和学术研究于我确实受益匪浅，20多年的实践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发表，不只是为了职称评定和课题立项，也不是以著作等身获取功名或赚取奖金，不是对书本知识的拼凑与移植，也不是反复引用西方哲人和古代圣贤的经典话语而自作高深，更不是用一些空洞的说教去指点或训诫他人，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悟，对过往历史的无穷回味，对人类明天的美好企盼，对周围人群的宽阔胸怀，对脚下每一步的理性自觉。如此，“公平”、“民主”、“正义”、“平等”等概念词汇，就会从课堂或书本走出而进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日常生活中，不论身份、不论职位、不论贫富、不论出身、不论辈分、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不论种族、不论一切的一切，人人都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和平共处，这就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理论或学术研究不是在空中建造楼阁，联系实际、指导实践是理论之树常青的根本。现实中，研究者试图说服别人和改造社会的研究结论，首先要说服和改造的就是自身，尤其是那些握有一定权力的当家人——不管是来自哪个层级。学报编辑部“常务副总编”这个集行政与业务于一体的头衔，尽管不算什么官职，在学校组织部的备案中享受的也只是“校内正处”的政治待遇，三个学报（社科版、自然版、体育版）也只有12个人员的岗位设置，但我还是很看重这个并不十分起眼的管理职位，并将我在研究中习得的诸如“平等、公正、多元、和谐、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关注弱势……”等理念有意识地贯穿于日常的管理行为。不是故作姿态，而是源自内心，对作者、对同事，我时常置换角色和立场反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他(她)们，尤其是对总编与主编、主编与编辑、编辑与行政人员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从而使我和我的团队在坦诚的交流与对话，以及彼此的尊重与信任中紧紧地融在了一起。

我常说：“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做学报编辑。”这主要不是因为我先天的兴趣和爱好，而是编辑这个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在后天的回炉中将我那并不怎么聪颖的手、脑、心重新锻造。由此，看书、习文、寻觅、探究，对今天的我来讲，已不是一种外在的压力和负担，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由衷地感谢生活，也感谢《山西师大学报》这个在人生旅途上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

作者简介：

畅引婷，编审，1957年出生，山西省万荣县人。现任山西师大学报编辑部常务副总编、《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主编，山西省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山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西省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