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中的幸运者，在经历了种种关口的审查之后，我终于幸福地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了三年的学习生活。30多年的光阴匆匆而过，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记忆深处的一些碎片却常常在不经意间突然浮现在脑海，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一
走进校园才发现，大学里并不如想象般那样美好。懵懵懂懂的我们，在学军、学农、学工的间隙中，一面随着潮流慷慨激昂，一面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见缝插针地、艰难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时的中文系，可谓人才济济。给我们上过课的就有满腹经纶的倪以还先生，才情四溢的李春芳先生，口若悬河的潘家懿先生，风流倜傥的陶本一先生，一板一眼的吕枕甲先生，幽默风趣的傅毓黔先生……由于学生们的基础不一，又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先生们在讲课时，无不小心翼翼，政治上紧跟形势，内容上浅显易懂，措辞上特别注意褒扬法家，批判儒家。老师们艰难地教，学生们吃力地学，在求知路上，先生们牵引着我们蹒跚地缓缓前行。
这天，李春芳李老师给我们讲授史记文选《鸿门宴》（这篇课文现在收在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中，而我们当年是作为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来开的！）。李老师的先秦古典文学课大家最喜欢听了，他知识渊博，讲解透彻，语言丰富精彩，特别是那一手漂亮的板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班上常常有同学在课后站在黑板前，一笔一画地描画李老师留下的粉笔字。由于课程时间很紧，在我们自学的基础上，老师只简单介绍了历史背景，便绘声绘色地开始叙述“鸿门宴”上刘、项双方的激烈斗争。刘邦谢罪，项羽怀不忍之心；范增举玉，危机四伏；项庄舞剑，险象环生；樊哙闯帐，刘邦借故脱逃，范增气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故事到达结尾，人物形象基本定格：“法家”人物刘邦虚心、多谋，善于应变而获胜；“竖子”项羽自大、无谋，优柔寡断而酿成大错。司马迁大手笔描写一环紧扣一环，我们也随着老师的讲解在情节中起伏。
时间眨眼飞过，老师开始总结全文，大家依然津津有味地听着，全然没有察觉下课的铃声，平日急着抢先排队打饭的男生们似乎也忘记了辘辘饥肠。忽然间，李老师语出惊人：鸿门宴上，刘邦确实取得了胜利，但他毕竟不过是奸诈虚伪的小人；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他光明磊落，是真正的英雄，为此，后人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教室里安静极了，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下也听得见。李老师今天怎么啦？居然说法家人物刘邦是小人！毛主席都说“不可沽名学霸王”，李老师却说霸王是英雄！大家都愣了。老师潇洒地在黑板上写完了李清照的绝句，转过身来，嘴角上溢出一丝笑意，款款收拾了讲义，扬长而去，把晕头转向的我们留在了教室里，面面相觑。
事隔多年，当我一次又一次被楚霸王“不肯过江东”的悲壮所感动，一次又一次领略到易安居士的凛然风骨和浩然正气之时，李老师那淡淡的、似有一分诡秘的笑容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尊敬的老师们，以他们那特有的方式，机智而顽强地把历史的真实和人生最重要的感悟悄悄地播撒给一群无知学子。撰写这篇小文时，我和班上几位同学谈起此事，大家仍记忆犹新。但当时好像并没有人在课后提起过。老师那一份苦心，那一份信任，至今想来仍然是暖融融的。
二
上学期间，我接触比较多的是倪以还老师。据说倪老师和系主任阎宪康老师是中文系仅有的“文化大革命”前评定过讲师和副教授的老师，其学问十分了得。在见到倪老师之前，我心里是战战兢兢的。倪老师曾经和我母亲的挚友王杏邨老师在侯马教师进修校共过事，受王阿姨的委托，我第一次去他家送信。
倪老师的家在临汾一中的一间窄小的平房里，光线很暗。不大的书桌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摞摞书。破旧的木椅旁，一个小小的铁炉子，铁皮制成的烟筒从窗户上插了出去。老师温儒尔雅，谦逊严谨，说话不多，但和蔼慈祥。我不安的心一下子定了下来。言谈中，他嘱咐我，要重视学校安排的所有课程，但那远远不够，还要在统一课程安排的基础上重视自学。他消瘦的脸庞有些苍白，眉宇间似乎有些许忧郁。后来才知道，倪老师好像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家庭负担也比较重，而且身体不太好。他虽然学问很大，但做人比较低调，言谈举止也十分小心谨慎。我们到金殿公社五级村开门办学，劳动锻炼，倪老师也去了，和年轻人一起劳动。他那微驼的身躯，显得那么单薄。有些同学希望帮助他，他却总是礼貌地拒绝。倪老师给我们上课不多，开始讲过一点法家文选，后来讲过几次形式逻辑。他讲课深入浅出，简明清晰，语言干净利落。枯燥的形式逻辑在他慢条斯理的解说下，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只可惜太少了！
王阿姨时不时会托我带封信或者带本书什么的给倪老师，渐渐地，我和倪老师也熟悉起来。每次去他那里，他总是嘱咐我要加强自学。我课余时间忙于学工学农，写大批判文章，参加学雷锋小组活动等等，对他的话并没有太在意。一天，我急急忙忙地到倪老师家里，向他请教板报稿上的一个什么小问题。他答复后没有像往常一样任我匆匆而去，而嘱我坐下。他定定地看着我，问，你每天课后用多长时间复习功课？我一下子愣住了。整天忙忙碌碌的，哪有时间复习呀！倪老师一向和蔼的面容露出一丝不悦的神情，他说，你们的确很忙，但无论如何，每天起码要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复习功课，把老师讲过的内容消化消化。光学课程内容还不够，要看一些别的书。看别的书要分主次，有的书要仔细读，做一些读书笔记。做读书笔记可以加强记忆，提高写作能力，帮助概括分析内容。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都要仔细看；当代作品像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等，学校图书馆都有，也可以借来看看；还要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时间过得很快，自己应当有一个系统的学习计划。以后参加工作，一要有政治理论水平，二要有比较渊博的知识，三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临出门，倪老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递给我，嘱我仔细读一读，写一些读书笔记。
回来后，我把倪老师的话记到日记本里，决心照着去做。第二天正逢周日，清晨，当校园的喧闹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悄悄爬起来，揣着那本《中国文学史大纲》，来到女生三合院背后的城墙上，在灌木丛中开始了阅读。当然是先拣自己喜欢的部分看了，在微微的晨风中，我跟着李白神游天姥，随着东坡叹大江东去。虽然是生吞活剥式的，但捡到篮里就是菜，也算有所长进。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我们就去新绛纺织厂学工了，疲惫的挡车工生活让我把宏伟的自学计划抛到了九霄云外。翻开当年的日记和曾经制订的详细学习计划，我似乎又看到了倪老师那深邃而忧郁的目光，不禁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惭愧。
毕业后我到省城工作，和倪老师仍然有一些书信联系，但一直没有见面。1982年春季的一天，我下乡回来，看到抽屉里放了倪师母焦老师的一张纸条，说倪老师在省人民医院治病，很快就要回临汾，倪老师叫我去一趟。我随即赶到医院，不巧那天赶上有外宾参观，医院戒严，好说歹说，守卫的战士就是不让进去。我在外面徘徊了几个小时，直到黄昏，戒严也没有消除，只好悻悻地返回。第二天我又被派往外地开会。我以为，我出差的机会很多，随时可以回临汾看看倪老师的，也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事。谈朋友，为人妻，为人母，我在生活的旋涡中随波逐流，完成了人生角色的重大转变。得到倪老师去世的消息，已经是两年以后的年底了。我追悔莫及，彻夜难眠。迟钝的我，为什么不能在医院门口再坚持两个小时，直到戒严撤销呢？为什么不能专程回临汾一趟，在老师的病榻前，最后再聆听一次教诲呢？遥望星空，倪老师似乎还在深切地注视着我，宽容着我的一个又一个的过错，我不禁轻轻地问候一声，老师，您在那边过得好吗？
三
1977年初的一天，我们正在教室里准备上课。那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校园里的基本格局还没有明显的变化，政治活动仍然占首要地位。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多数同学对没完没了的各种与专业课无关的活动产生了厌倦；而对自己文化知识浅薄，能否承担日后的教师工作充满了焦虑。班主任刘定恒老师也一改往日的淡泊宽容，对我们的要求严格起来。班上的学习气氛日益浓厚。
上课的铃声响了，工宣队王师傅匆匆走进教室，宣布专业课临时取消，马上召开批判会。怎么又取消专业课了？刚开过批判会怎么又要开？大家积蓄已久的不满终于爆发了。班委会宣传委员石林凤带头发言表示不同意，大家马上呼应，纷纷表示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王师傅火了，黑红的脸上爆起了青筋，严厉地说：“开批判会是组织的安排，你们不能只是拿着红口袋来装知识！”石林凤寸步不让：“我们上大学就是拿着红口袋来装知识的。如果天天这样随意改变课程，那要墙上的课程表干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是否该“拿着红口袋装知识”展开了讨论。王师傅无可奈何，只好取消了批判会。课也上不成了，改为自习。
石林凤带头公开顶撞工宣队，这不是一件小事。大家为她捏了一把汗。出人意料的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人责难，也没有人追究，风波悄然而止。批判会越来越少，教室里自习的同学越来越多，学习渐渐地走上了正轨。只可惜，我们的大学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记得毕业考试前有一天晚上，都快十二点了，教室里自习的同学还不肯回宿舍。教古汉语的傅毓黔老师也一直守在教室里，为同学们答疑解惑。看同学们焦急的样子，傅老师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三年了，如果你们天天都能照这样用功，那该多好啊！
风波过了不久，工宣队便撤了，王师傅也离开了学校。王师傅是从大一开始就进驻中文系，受命管理我们年级的。回想起来，他其实是个极为忠厚的人，对班里的同学也都很好。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而已。历史在戏弄神州大地所有读书人的时候，也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四
在校期间，我们有过很多次开门办学的活动。1975年春季去晋东南学农的那一次规模最大，时间也最长，前后整整一个月。我们小组去的是沁县新店公社小王村，带队老师是张钦尧老师和林清奇老师。
那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我和王海林被安排住在一位大娘的家里。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寡言而善良的房东大娘中午给我们做了杂面和子饭。那是我第一次吃“和子饭”。破旧的大粗瓷碗，里面盛着乱七八糟的土豆块、菜叶子，还有搞不清楚是什么的稠乎乎、黑乎乎的东西。饥肠辘辘的我看着这一大碗有点让人害怕的东西，实在不敢下箸。姐姐般的海林是昔阳人，事事周到细心。趁大娘转身的时候，她悄悄告诉我这是当地老百姓改善生活的饭食，只是做得不够精致而已。看我还是不动筷子，她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只好半闭着眼睛，呼噜噜把一碗饭倒进肚子里。在共产党员王海林的帮助下，我在吃饭问题上打了第一个胜仗，心里十分高兴，便自告奋勇去后屋帮助大娘洗碗。
一脚踏进后屋，我的五脏六腑就翻腾了起来，黑乎乎的锅台一层油腻，灶旁泔水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锅刷上的污垢比刷子还要厚，又擦桌子又擦碗的黑抹布在稠乎乎的污水里泡着。特别是刚才和面的面盆上，结着厚厚的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黑面痂。不争气的肠胃开始翻江倒海，我一个箭步冲出了房门，把刚才吃过的东西吐了个一干二净。
开小组会议了，惭愧不已的我做了深刻的检讨，海林也检讨她对我帮助不够。张老师的一番话语重心长，至今难忘。张老师说，老乡们一年四季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仅仅是在这里待一段时间。老乡们能一辈子过的日子，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几天？接受这样的锻炼，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考验，特别是对你们年轻人的一生都会有好处。后来才知道，为了给我们做和子饭，大娘是借了一点白面回来，和高粱面掺和在一起才做出来的。做熟后怕我们不够吃，还事先把自己家的孩子打发出去玩，我们吃完饭才让他们回来。如果说，小组会上我的检讨还带有三分无奈，两分虚伪的话，随后的日子，我却真的被老乡的真诚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开始认认真真地参加劳动。晴天，我们跟着老乡一起去刨地、栽树，累得腰酸背疼；下雨不能出工的日子，我们帮大娘清洁卫生，到小碾子上去碾米，听嫂子们唠家常。十多年后，我参加一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工作，也曾经将近两个月住在老乡家中调查方言，没想到小王村的经历和经验派上了用场，帮助我顺利完成了调查工作。当年曾经用过、见过的小碾子、小石磨和农具等，也在我后来解释词条时从脑海中跳了出来，使我的解释不至于空对空而雾里看花。
告别小王村前，我和海林，还有同小组的张敬、张同生在我们亲手栽下的小杨树旁相约，将来有机会一定回来看看这些小杨树。小树们肯定不知道，善良、温柔、聪慧的海林，在毕业后匆匆走上不归路，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
五
毕业后，因为我被分配到省教育厅工作，同学们便委托我和教育部联系，申请工农兵学员回炉，回母校再继续深造几年。我认认真真打了报告，并向厅领导作了汇报。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重返校园，成了我们的一个永远的梦。
我们7405班、7406班的同学，多数从事了平凡而崇高的教育工作。杨文华、李金枝、魏福星、刘瑞珍、党居萍、王华、张敬、王世茂、陶义、郭海英、宋福英……他们孜孜奋战在高校、中专和中学的教学第一线，像我们的老师们一样，呕心沥血地培养着下一代。杨荣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激扬文字，小有名气；我则为了逃避机关的繁杂，躲进了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方言词典，写俗语文章。我们认真生活着，认真工作着，在改革的大潮中，默默接受着时代的冲刷。我们曾经抱怨生不逢时，也曾经嗟叹出身寒微，但一切均成为历史的时候，三年的学习生活变得那么珍贵，那么值得留恋。
感念生活，感念母校，我们相信，当年的山西师范学院，今天的山西师范大学，一定能够越办越好。衷心祝愿敬爱的老师们健康，快乐。
作者简介：
吴建生，生于1954年，山西省万荣县人。1977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年至1987年在山西省教育厅工作，1987年至今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现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任山西省方言学会会长。从事山西方言和汉语语汇研究。主要著作有《万荣方言志》（《语文研究》增刊1983，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成果，1990年获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永济方言志》（第一作者，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1992年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合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1994年获山西省首届社科应用奖二等奖）；《万荣方言词典》（第一作者，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1999年获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同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在《方言》、《语文研究》、《晋阳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