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岭
对我而言，四年山西师大的校园岁月，宛若一场美丽的青春邂逅。它让人在无涯的学海中，神奇地寻觅到适宜自己的那份安身秘籍，也让人在有限的时空里，与许多师生不期而遇，并从他们身上获取到那份超乎寻常的立命宝典。能成为陶本一老师的学生，是我大学生活中，最为光鲜的一个青春记忆，能得到陶本一校长的教诲，更是我奔赴社会后，再难有过的一次命运眷顾。
（一）
其实，陶本一老师从没有带过我的课。知道他，也纯属是入学月余之后的一次意外事发。
1981年9月初，第一次走进山西师范学院，成为中文系莘莘学子中普通一员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一种既兴奋又失落的复杂感觉萦绕心间。
兴奋是由于经过惨烈的高考厮杀，终于如愿以偿，胸前佩戴上了一枚白底红字的学院校徽，周身立刻发散出一轮“时代骄子”的光环，令人有种化蛹成蝶的眩晕。而失落，则源于对学校第一眼的初次印象。那歪门邪道的校门，那简陋幽暗的学舍，那泥泞露天的食堂，那稀疏零落的草木，以及那朴实无华的师生，与憧憬里的绚烂校园大相径庭，与向往中的浪漫氛围格格不入。这强烈的现实反差，怎不让人生出一股追逐梦想却误入歧途的恍惚与怅然呢？
不知这是哪一届的师哥师姐们在校门口留下的合影照，但是，1981年我第一次走进母校时，校门依旧还是这般模样，班里同学们的着装更是变化不大。
刚入学那会儿，很多同学会给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寄发学校的明信片，也常会收到来自其他院校同学的类似信物，而我对此却很寡淡，了无兴致，总觉得师院那“乡村车马店”般的景象难以启齿，说与他人定会颜面丢尽。
10月中旬的一天，辅导员翟维琦老师把我这个刚被临时指定的班里团支书，叫到了系办公室，指着地上一捆报纸，说：这是咱中文系刚刚创办的新报纸《语文报》，系里决定每个同学人手一份，你负责发一下吧。
我至今仍记得，那份创刊号是种16K16版的小报样式，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的是叶圣陶、苏步青、高士其等名家的祝贺题词，显得阵仗极大，让人刮目相看，不敢小觑——“呀，咱系也办报纸了，谁这么大本事啊？”
翟老师笑眯眯地回答道：“当然是陶本一陶老师了，教外国文学的一个老师，咱系里的《语文教学通讯》刊物，也是他一手创办的。呵呵，以后你见了就知道啦，那可是个大才子呢。”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语文报》创刊号，当年的代发刊词《我们的希望》就是出自陶本一老师之手。这份报纸是母校山西师大的一张靓丽名片，30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初高中生们的必读刊物之一。
新报纸在校园里引起很大反响，同学们评价很高，而我也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极佳的显摆方式。我把发剩下的创刊号收集起来，作为特殊的明信片寄给高中的老师同学，每封信里都要刻意写上：“这是我们中文系自己刚刚创办的一份全国性大报，特呈上创刊号与老师（同学）分享，聊表心意。”
随着一份份信函的寄出，“陶本一”三个字也一次次地闪过脑海，并深深地记在心里。尽管这要花去一笔不菲的邮资，令人肉疼不已，但却引来一片诚挚的艳羡与醉心的恭维，又让人与有荣焉，脸上泛光。由此我对师院的印象与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简陋破旧的“车马店”竟因了一份突如其来的新报纸和一个不从谋面的“大才子”，而意外地光鲜与生动起来。
（二）
第一次见到陶本一老师本人，还是在来年三月系里举办的一场特殊学术报告会上。
主持会议的就是陶老师。当他用极为标准的普通话，充满激情地介绍说，受《语文教学通讯》和《语文报》的邀请，著名作家刘心武、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林斤澜为大家作精彩的报告时，偌大的临汾地区礼堂爆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惊呼与掌声。
那是中文系新老同学第一次聆听如此高端的学术报告、见到如此众多的大家名人，个个兴奋得难以自持，崇拜之情溢于言表。那场报告给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我深埋于心的文学梦，就是在那个孤寂的小城被撩动，在那个早春的三月被滋润，在那方青春的讲台被萌发的。
当然，与之一同走进心底深处的，还有陶老师。尽管从台下仰脸远远的望去，他还是个略带模糊的身影，但那一刻，一个儒雅的学者，一个睿智的文人，一个蹁跹的才子，已然与心仪中的大学老师形象进行了精准重叠，让人崇拜向往。
陶本一，1941年生，上海人，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山西师范大学从事高教工作，1981年创办并任《语文报》社社长兼总编，1984年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1994年底调上海师范大学任副校长。当代著名教育家，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待遇，出版了《学科教育学》《中国新时期语文教育》《应用语文》等30多部教育学术专著。
此后不久，我便以团支书的名义，有心主动促成了一件事，组织班里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为《语文报》初审稿件。对于这份既能锻炼批改文章的能力，更可以额外挣点碎银子的美差，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我更乐此不疲，并由此与陶老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走下讲台的陶老师不苟言笑，与那个激情洋溢的主持人完全不同。他那白皙秀气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冷峻的神情，办事说话干练利落，布置完转身就走，交代完绝不重复，倘若你迟疑片刻、多问一句，便会迎来他镜片后射出的一撇犀利，令人在忐忑中不敢造次。
而印象最深的，还属他讲究至极的穿衣和洋气海派的打扮，夏日里一件碎花小格子衬衫，总是浆洗得一尘不染，冬天里一件深灰色毛衣，必是熨烫得有板有型，在那个还以白衬衣、蓝毛装为主的环境与氛围中，显得极其另类，让人在艳羡中陡增自卑。
当年创办《语文报》时，陶本一老师正值四十岁。他一生没有子女，他曾说过，《语文报》就是他的孩子。
1983年暑假期间，《语文报》开展了一次调研活动，抽调系里部分师生，兵分三路走访全国读者。大二的我和大三班的崔力同学，有幸被陶老师钦点，以“报社记者”的名分粉墨登场，招摇过市。面对着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大馅饼，我犹如做梦一般，激动得好几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伴随着一路南下的滚滚车轮，眼前一直闪动的那撇犀利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起来，沐浴着天府之国的炎炎夏日，心中始终浮现的那张冷峻的面孔，也变得亲切与温暖。
就是那次平生第一次走出黄土高原的远行，让我在尽情领略祖国壮美河山的同时，也从各地师生敬仰的神情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母校所赐予我的巨大荣光，在与无数读者的倾心交谈中，亲身体验到了“记者”这份职业所散发的独特魅力。当船行三峡、凭栏眺望时，一个“要像陶老师那样做个真记者”的念头，刹那间如脚下滔滔的江水，奔涌而出。
（三）
至今想来，母校那块土地真的有股神奇的魔力，它竟然挖掘出了我演讲的禀赋，连自己对此都匪夷所思。大学四载，我成了院系演讲比赛的熟脸，年年参乎场场不落，只可惜始终扮演着“万年老二”的悲情角色，从没有尝过冠军的滋味。
记得中文系每次比赛，教学拐角西楼二层的大教室里，总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每次评委席上，也绝少不了陶老师的身影。他的举牌亮分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引领，而他的最后点评，一定是整个比赛最为高潮的一幕。他那入木三分的现场剖析，令人拍案叫绝，他那脱口而出的排比句式，让人叹为观止，很多学生就是冲着聆听他精彩的演讲式点评而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而对我的表现，陶老师的大致评价是“有激情，却气势略显不足，有文采，但深度还需加强。”
我最风光的一次演讲，是1985年春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登台。
那时节，波澜不惊的校园里发生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先是1984年一个如常的春日，陶老师一下子就被破格任命为了院长，让人震撼。几个月后山西师范学院成功改为了山西师范大学，令人狂喜。1985年开学伊始，焕然一新的校门赫然镌刻着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题写的新校名，叫人瞠目。而更让大家亢奋不已、彻夜卧谈的话题是，陶校长又将放大招儿，已经报请省里同意学校举迁省城，彻底告别偏居晋南一隅的历史。
那是一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改革味道的激情岁月，就连校团委破天荒发起的首届全校学生演讲大赛，框定的主题也直指改革——“假如我是校长”，让人仅看字眼就已经血管喷张，跃跃欲试。
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与变迁，而今山西师范大学的模样，简直亮瞎人的眼。
那次演讲，我用平生最真诚的煽情、最刻薄的言辞和最天真的思考，收获了同学们最多的掌声与欢呼，以至于毕业很多年后，还有同学记得我打了鸡血般肆意狂傲的模样，尽管依旧得的还是第二名。
而第一次不作评委只当听众的陶校长，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位置尴尬感和言语受迫状，相反他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针对选手们演讲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言，认真做出阐释，公开进行呼应，甚至还着重对我给予了点名道姓的表扬，让我沉浸在窃喜的得意中，许久不能自拔，等待毕业的纠结与恓惶，一时间荡然无存。
真的很幸运，1985年毕业时，我们这届学生赶上了师大正式实施分配制度改革的好机遇。完全以四年学习总成绩为参照，每个毕业生按照系里排名的先后顺序，挑选指标，自由抉择。此举一出，立刻让波橘云诡的分配变得简单明了，也让心神不宁的学子顿时释然。
那年中文系恰巧有两个去省城新闻单位的分配指标，第二个先行挑选的我，毫不犹豫地将它摘榜入囊，从此怀揣着母校有史以来第一次由陶本一校长签发、写有“山西师范大学”字样的人生通行证，踏上了一条以记者为业的不归路。
记得2008年夏，母校50华诞时，我回去致贺，并专程拜访了从上海赶来出席庆典的陶校长。已是六十多岁、有病缠身的他，虽华发稀疏，步履有些蹒跚，但精神矍铄，风度不减当年。听完我第一次当面向他表达长存于心的诚挚谢意后，陶校长露出慈祥的微笑，说：“你的确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职业，我很欣慰，看到你今天做得这么出色，真心为你高兴。”
2008年夏，母校50周年华诞时，与陶校长和师母合影留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张合影照。2018年，母校又将迎来60周年校庆，我渴望着能再次沐浴着老师们的雨露滋润。
那情景、那话语，一如二十多年前点评我的演讲。只是得意之中，也心存一丝疑惑。我选择的职业，难道不是母校早就为一个学子选择的不二法门吗？它不存在“的确”这样的事后认定呢。我努力的方向，难道不是陶校长亲手为一个弟子开启的正确道路吗？它更不存在“欣慰”这样的意外之喜啊。莫非，一向用词精准的恩师，他——
前几日，与崔力在电话里无意间聊起此事，他说：“你犯疑，那就对了。实话告诉你吧，当年陶校长非常想让你留校，由‘假如你是校长’变成你真是校长秘书。为此，他让我通过你们班的辅导员马玉萍老师，侧面找你谈过话，得知你早早谈了个对象在太原，且去意已决。就这，他还不放弃，你临毕业前又悄悄派我专程到省教育厅了解，想着你万一同意了，看看怎么能把对象调到临汾来，我打探的结果是手续复杂，此事极难操作，陶校长这才怅然作罢。”
闻听，我恍如隔世，感慨嘘唏。再美丽的青春邂逅，也挣不脱宿命的脚本。
2017年12月5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孙金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电视台资深新闻人，山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先后在《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栏目做记者，并长期担任新闻评论部制片人和播出主管。创作的电视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是《感动中国》“一部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这一定位语的原创者。现为央视新闻中心综合部制片人。至今编辑出版了10多部电视新闻书籍，其中《焦点访谈红皮书》荣获第14届“国家图书奖”，是“全国广电系统百佳理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撰有《直问中国电视人》《花边新闻》《新闻背后的新闻》等专著，以及《田家父子》《中国户口》等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