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不问西东”就成了热词儿。为人师者也好，做人学子也罢，其不问西东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相信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西东”二字，实在不太好说。它既可包罗万象，也可特有所指，你，究竟想说啥，又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是断然回答不上来的。但，我的确有一群不问西东的老师，他们在大学，在我的母校。

第二章  一琴一鹤一群老学究

 （接 上 期）

（三）

与外省籍老师们相比，那些山西当地的讲师们，则显得很平实。他们衣着俭朴，不苟言笑，低调沉稳，除了教书似乎没什么要求，显得很知足。

也难怪，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些土生土长的老师们，从小就吃的是玉米面糊糊，习惯了风沙蔽日的环境，没得比，也没法挑，不像那些外地来的老师，进家会怀念一下白米饭的滋味，出门就想起故乡的青山绿水。

当年一提起中文系，总会有外系学生嘴巴一撇，来句“呵呵，一帮子老夫子”的调侃话，想必就是主要针对他们而言的吧。

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们，还没入学，教科书就早早地给预备下了，学生们烦扰的是样式太多，该以哪套为好。1981年那会儿，我们很多学科没有教材可用，大家闹心的是只能去教室，听老师现讲，否则就得挂科。

课堂做笔记带来的痛苦，无形中成了那个年代众多师哥学妹们共同的记忆。而这其中，最让人崩溃的，当属带先秦文学的聂恩彦老师。

伴随着上课的铃声，这位老先生左手举着个罐头瓶杯子，右手拎着个黑色小皮包，慢悠悠地踱进教室，戴上老花镜，掏出备课本，然后咳簌一声，头也不抬地就进入了宣读程序。

整整一上午三堂课，老先生端坐于讲台，纹丝不动，毫无倦意。同学们跟着他不紧不慢、没有顿挫的语调，奋笔疾书，累个半死。

累倒也罢了，关键是他那浓重的晋南万荣话很难懂，再配上拗口的先秦文言，简直要了大家的命，苦不堪言。

话虽如此，但同学们心里明白，我们是最大的获利者。浩瀚的先秦文学，你能先用耳朵听一遍，篇篇美玉，同时手上再写一遍，字字玑珠，那该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

聂老先生其实并不老，也就50刚过。这位解放初期云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做过云大中文系多年的系书记，1977年调到师院时已是云南省文化局创作室的负责人。

爱人李文思老师与他是大学同学，四川人，教我们文艺理论课，快人快语，开朗直爽。她跟同学们提起跟着聂老师调到山西的事，总会感慨嘘唏一番：“唉，没得办法噻，你聂老师就是倔，太恋家了。”

恋家的聂恩彦老师，在我们离校六年后便溘然长逝。临走时，他给母校和故乡留下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讲》等一摞厚重的典籍，时年仅62岁。

恋家绝对算是这些本地老师们的一个普遍特点。教现代文学的段登捷老师，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放着留京教书的机会死活不要，非要回到家乡临汾当起了一名中学老师。他常对我们讲：“不就是想多吃几口咱临汾的白馍，这才回来的嘛。”

1984年冬去临汾一中实习时，已是系主任的段老师，亲自做我的教学指导老师。结束前，我被他指定上教学公开课，向一中师生们汇报实习收获。

为了那堂课，段老师找来了许多教学案例，逐段逐句地帮我分析，甚至连学生们有可能会问的问题，都替我想到了。“现在的娃们聪明得很，思想非常活跃，你不提前预习准备好，课堂上就会坐蜡。临一中这些高中生，我太了解了，最爱提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出实习生的丑呢。”能感受得到，他对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充满着眷恋，更对他眼前的学生一往情深。

如果说母校那些外省籍老师们，当年是被时代的洪流和万丈的豪情，裹挟着、激荡着来到了一无所知的母校的话，那么本省的老师们则像迁徙的白鹤一般，无论飞多远多高，仍要执着地、坚毅地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

两拨儿为人师者在小城临汾的命运交汇，激荡起一股和煦的东风，播撒下一场清新的春雨，滋润了我们这帮恰逢其时的莘莘学子。

（四）

大学四年，同学们最喜欢上的是文学课，而在教古今中外各类文学课的老师中，也荟萃了一批杰出的精英。

像古代汉语的傅毓黔、元代戏曲的黄竹三、外国文学的张钦尧等一批讲师，上课连教案都不看，手捏一支粉笔，就能意气风发地讲上一上午，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沉浸在瑰丽的名著中，流连忘返。

但是语言类的课就不同了，它要细抠“之乎者也”，要钻研“平上去入”，毫无乐趣可言。尤其现代汉语，说句话写个字划拉篇文章，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易如反掌，但是把它划分成字根、词素、句式，道出个子丑寅卯来，反倒让人云山雾罩，不明就里。

于是上这类课，老师肚子里的墨水再多，多得都要溢出来了，学生也难有太大兴致。

我喜欢上现代汉语，纯属是因为教它的老师。他叫蔡权，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位广东人。

蔡老师身材极好，瘦而直挺，一袭或蓝或灰的中山装款式，从见到他起到毕业离校，似乎就没换过样儿。他有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和两条浓密的大眉毛，乍一看像个北方人，再细瞧，一双深陷的眼窝和一对忧郁的眼神，露出了岭南人独有的相貌。

记得第一次上课，蔡老师穿戴严谨，一尘不染。他讲普通话，声音不高不低很适中，只是他发每一个字，音调极标准，可连成一句话了，就带出了一股淡淡的南粤味道。蔡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一笔一划极见功底，尤其那板书齐整对称，像极了他中山装上的四个口袋。

下课前，他一边自己动手擦黑板，一边很诚恳地对同学们讲，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交流。可是休息十分钟，尽管他一直露出和蔼的笑容，却没有一个同学搭讪。那种不经意间出现的小尴尬，突然让人生出一丝不忍。

终于第二次课间休息时，我找了个不咸不淡的问题，蔡老师似乎很高兴，极其热忱地详解了一番。说话时他会俯下身子，倾心与你交谈，但却保持着适中的距离，显示着一种君子般的谦恭与修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次上课时，他带了一本书给我：“你上次问的问题，这里面有详尽解释，你可以参考一下。”

送人以书，如赠玉佩。何况是老师赠送的呢？不读读，实在有些不地道，于是就有一搭没一搭地翻了起来。谁知这一翻不要紧，从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蔡老师见状甚是欢喜，恨不得把家里的藏书都让我读个遍。

当年全系80名学生，无论是考研，还是写论文，选现代汉语作为研究方向的极少。尤其是毕业前撰写论文时，蔡老师可指导的学生似乎只有我一个。

期间，蔡老师回了趟广东老家。回来时，一边让我品尝茂名的大柚子，一边递给我一本崭新的书籍。他说：“在武汉换车时，随便去书店看了看，觉得这本书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去吧。”瞬间让人感动得几欲泪奔。

1989年，蔡权老师做了中文系的系主任。闻罢，我既为他自豪，更替他担心。

也许，凭着渊博的知识和人格魅力，会有更多的师弟师妹选择他所教授的专业，但是毫无疑问，行政岗位上也由此多了一个古道心肠的苦命人。

1993年，蔡权老师终于调回了家乡茂名工作。听后，我真心为他高兴，也为母校惋惜。

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逐步落实和放开知识分子政策，中文系绝大多数外省籍老师，陆陆续续都离开了母校。

蔡老师属于是最后一批走的。他和他们告别了曾经挥洒了热血与汗水的土地，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开启了另一段不再青春的静好岁月。而母校，则失去了一群才情飞扬的优秀孩子、一支出类拔萃的精英力量。

好在，母校在，灯就会亮着。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敬请批判）

孙金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电视台资深新闻人。先后在《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栏目做记者，并长期担任新闻评论部制片人和播出主管。创作的电视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是《感动中国》“一部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这一定位语的原创者。现为央视新闻中心综合部制片人。至今编辑出版了10多部电视新闻书籍，其中《焦点访谈红皮书》荣获第14届“国家图书奖”，是“全国广电系统百佳理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撰有《直问中国电视人》《花边新闻》《新闻背后的新闻》等专著，以及《田家父子》《中国户口》等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