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不问西东”就成了热词儿。为人师者也好，做人学子也罢，其不问西东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相信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西东”二字，实在不太好说。它既可包罗万象，也可特有所指，你，究竟想说啥，又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是断然回答不上来的。但，我的确有一群不问西东的老师，他们在大学，在我的母校。

第一章 一男一女一对辅导员

东汉史家皇甫谧，曾在其旷世巨著《帝王世纪》中，记有“尧都平阳”一笔，由此“平阳”后世流芳。这“平阳”，就是今天山西临汾市的古称。试想想，上古时就已是尧天舜地的都城，那它的前世今生，该是怎样的雍容华贵啊！

然而，1981年9月上旬的一天，当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扛着简陋的铺盖卷，从家乡阳泉前往山西师范学院报到时，对其所在的临汾却一无所知。只依稀记得有高中老师说过，它在晋南，一个可以天天吃上白面馒头的小城。

（一）

记得全班开学的第一堂课上，一个年轻的男老师走向讲台，先轻声咳嗽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欢迎大家来到山西师范学院。我叫翟维奇，是咱们中文系8122班的辅导员，以后同学们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好了。

话音未落，那腼腆的脸上似乎泛起了一片潮红。他迅速地瞄了台下一眼，接着又说道，为了便于班里尽快开展工作，我先临时指定一下班干部，等同学们彼此熟悉了，再进行正式改选。说着就低头照着手里的小本子念了起来：团支部书记——孙金岭，班长……

没有想象中的煽情致辞，也没有常见的客套期许，师生间的第一次相见，竟显得如此的简单与自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特别是那结果。

报考山西师范学院，对我而言，算得上是人生第一个意外。

当年，高考结束后估分报志愿时，我曾信心满满，填报过“北京广播学院编导系”的。

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闻听后，既高兴又担忧地说，儿啊，咱一个普通人家，只要能考上个大学有份工作，就很不赖哩，可咱要往那北京走，能行吗？妈寻思着，这事哩，你还是多听听老师们的意见，那万一价……这一个“万一”，立刻让人心里没了主见。

于是就有老师建议道，报山西师范学院吧，一来稳妥，可以选个喜欢的好专业，二来省钱，国家减免师范生一切费用。常言道：听人劝，吃饱饭。然而我听劝的结果，却让人悔到了肠子发青。

好在年轻的心，犹如辽阔的天空，虽偶有乌云遮蔽，但清风吹过，便会是洒满阳光的日子。尤其这从天而降的团支书头衔，及时地弥补了报错志愿的遗憾，一种莫大的满足与虚荣，顿时充溢心间，仿佛已经美美地吃上了白面馒头。

当然，对辅导员翟维奇老师的初次印象，也由于这一幸运的赏识，而变得格外亲切，陡增好感。

（二）

当年我们这一届共招了两个班，每个班40人，其中女生各占10名，男女比例都是3:1，显得整齐划一。

两个班也各有自己的辅导员和教室，上小课时，彼此分班进行，有大课时，大家集体聆听，没啥太大的形式差异，惟独的区别在于两个班截然相反的氛围，以及那一张张不同的面孔。

翟老师指定的班干部，几乎都是城里来的学生，思想活跃，极有个性，个个像是热血的文学青年，同学们也开朗者居多，对学校、系里和班级举行的各种活动，大家似乎有种天然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参与感。入学没几天，班里竟然就呼啦啦扯起了大旗，搞了次声势浩大的集体秋游，每个人都表现出极高的兴致，彼此间的生疏感顿然消失。

如此张扬与喧闹的班风，显然与翟老师那轻声细语、腼腆沉稳的性子格格不入，反差极大。对班里一些课外活动，翟老师一般不过多干预，完全撒手让班干部去做，一付从容淡定的样子。

记得每次找他汇报个事，他总是在静静地看书。见你进来，便笑眯眯地问道：“金岭，有事吗？”耐心听你讲完后，他先习惯性地轻声咳嗽一下，然后点头应允：“可以，去搞吧。”那情景真跟吃了白面馒头一般，让人非常舒坦，极有面子。

隔壁邻班的辅导员，也是个年轻老师，叫辛菊。这位个头不高、活泼开朗的女老师，挑选出来的班干部，则大多来自农村，一个个都不苟言笑的，很有些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派头，班里的学生呢，也多朴实憨厚，中规中矩的。尽管辛菊老师爱说爱笑，可班里却波澜不惊，一派安稳。

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所带的班级呈现出与之大相径庭的风格，令人不由地怀疑，是不是系里任命辅导员时颠倒了人选。

后来，听翟老师讲，他和辛菊老师在同学们报到前，就如何分班曾进行过认真沟通的。翟老师说，学生们的档案都在这儿，你先选吧，剩下的归我。辛菊老师说，城里娃顽皮，不好管呢，我就多挑些实诚的农村娃儿们吧。

再后来，听同学们讲，那时翟老师和辛菊老师正在热恋之中。热恋中的一对辅导员，想必经常交流着各自带班的心得，并从对方身上寻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应对之策。

（三）

现实中，“可以天天吃上白面馒头”的情形，一直没有出现。

刚入学时，伙食实行份饭制，班里劳动委员每月按额给同学们发饭票，好像是每人21斤，细粗粮三七开，窝头多馒头少。虽说不用自己掏钱，可那点定量，对于一群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们，难以填饱肚子，人经常被饿得半夜惊醒，一个劲儿地吐酸水。

那时节，有两类人常常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一个是班里的劳动委员，一到月底人缘极好，他要是拖泥带水，那大家就会多饿些时日。

另一个就是食堂的大师傅。每次打饭，大家看他们的眼神里，都流淌着谄媚的哈喇子，他要是高抬一下贵手，你的稀饭里就会多几颗米粒。

吃不饱也就认了，关键是那饭菜还粗糙得着实让人难以下咽。为这，大师傅与学生之间常常剑拔弩张，口角不断。

入学两个月后的一天，有个外系高年级男生，为给的是一张馒头票还是窝头票，而与大师傅呛呛起来。火爆的大师傅抡起手中的铁饭勺，只一下就把对方爆了个满脸花。由此，终于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天、波及全校、震惊省府的馒头风波。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1月14日的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翟老师突然来到宿舍，说找我有事。熹微的晨光中，心事重重的他一声不吭地走在前面，睡眼惺忪的我，满心狐疑地一路尾随，眨眼就来到了教师单身楼。

刚一进门，他就当头喝道：“孙金岭，听说今天有人要到学校集体讨说法，你是班里的团支书，同学们都在看着你呢。今天，你就给我好好呆在这儿，哪儿也不能去！”语气很严厉，表情更严耸。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翟老师发火，也是唯一的一次。他愠怒起来，脸上铁青，薄薄的一对嘴唇，竟然没有一丝血色，让人看了后脊梁直冒冷汗，你除了言听计从，毫无辩解抗拒之力。

据说那天上午，班里同学出去凑热闹当围观的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是在宿舍里平静度过的。

也就是在那天早上，我意外地吃了顿饱饭。翟老师用电磁炉熬了一锅小米稀饭，我一碗他一碗，然后拿出三个暄腾腾、热乎乎的大白馒头，他一个我两个。

那顿早饭，虽气氛有些尴尬，但却令人回味，至今咀嚼难忘。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敬请批判）

孙金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电视台资深新闻人。先后在《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栏目做记者，并长期担任新闻评论部制片人和播出主管。创作的电视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是《感动中国》“一部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这一定位语的原创者。现为央视新闻中心综合部制片人。至今编辑出版了10多部电视新闻书籍，其中《焦点访谈红皮书》荣获第14届“国家图书奖”，是“全国广电系统百佳理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撰有《直问中国电视人》《花边新闻》《新闻背后的新闻》等专著，以及《田家父子》《中国户口》等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