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不问西东”就成了热词儿。为人师者也好，做人学子也罢，其不问西东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相信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西东”二字，实在不太好说。它既可包罗万象，也可特有所指，你，究竟想说啥，又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是断然回答不上来的。但，我的确有一群不问西东的老师，他们在大学，在我的母校。

（接上期）

第二章 一琴一鹤一群老学究

大学四年，对临汾城的印象一般。它不大，也不繁华，整个城市似乎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尤其是城中的鼓楼破败不堪，像一个巨大的土丘，突兀地伫立在萧瑟的秋风里，给人一种沧桑的凝重感。

好在，离鼓楼不远，往南一拐就是母校山西师范大学了。当年，那里云集了一群鲜为人知、却不同寻常的为人师者。他们的存在，给孤寂的小城，平添了一道异样的风情。

（一）

与国内许多高等学府相比，母校的历史不算长。1958年成立时，它还只是一所远离省城太原、偏距山西南部的专科学校，当年“晋南师专”的称谓，就足以显示它地方办学的规模与特点。

但就是这样一所闭塞偏远、没啥名气的地方性院校，竟然坐拥了一批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身世非凡的老学究，令人跌破眼镜，也喜出望外。

1984年6月，我大三时，中文系一位教授因病去世，享年仅62岁。他叫倪以还，是系里为数极少几个有带研究生资格的老师，在师生心目中绝对属于学术的领军人物、师德的光辉旗帜。

他虽没有带过我们的课，但由于他常年体弱多病、家庭困顿，我和班里的同学，便组织起来到他家里“学雷锋送温暖”，师生之间感情很深。

记得在追悼会上，校长陶本一宣读了他的遗嘱：“我热爱我的家乡无锡，热爱山西师院，去世后，请将我的骨灰洒在师院，愿我的灵魂与它同在。”闻者无不动容，师生一片悲泣。

后来，从辅导员马玉萍老师那里得知，倪老师20多岁时，就已是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教育科长，蒋介石怜其才俊，本来是要带他去台湾的。

当年，他已经把行李放上了飞机，看见人们挤得要死要活的，便下来主动维持秩序，辅助老弱儿童。旋即人满，舱门关闭，飞机起飞，他由此留在了大陆。

这些往事，从未听倪老师说起过，是马老师代表系里负责张罗后事、翻阅其个人档案偶然看到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个人档案中存有这些资料，一定不假，因为它除了是个人的如实坦白和深刻反省，还能是什么呢？

三年前，77级的一位同系师兄来京，两人曾把酒言欢，聊起共同的老师，得知中文系具有如此传奇人生的，不乏其人。

有个叫卢典华的老教师，竟然还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期的学员。解放前夕，军校集体起义，班级解散，他几经辗转磨难，最终落脚于母校，成了讲授中国古代史的扛鼎学者。

恢复高考后，被打翻在地、剥夺了授课资格的卢老师得以重返讲台，正赶上师兄他们班。

第一堂课上，卢老师还没开口，却早已涕泗横流，失声哭泣起来，浑身颤抖得难以自持，让同学们极其震惊，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师兄说，那是喜极而泣。

我入学时，卢老师虽刚刚退休，但对他那张爬满皱褶、写满凄苦的面孔印象深刻，因为每次见到他，就像看到了饱经风霜的鼓楼。

至今想来，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母校，能有这样一批堪称是大家名师的学科带头人，的确有着特殊历史阶段的偶然性。

但是对于这群既有着非凡学识、更有着复杂经历的老学究们而言，临汾却是他们宿命般的必然选择，一如儋州之于东坡、永州之于子厚。

只不过，他们最终都把自己的青春热血与一腔才学，交付给了这块曾陌生独孤、却异常深爱的宽厚土地。

（二）

刚入学时，同学们对一切充满好奇，尤其爱对任课老师们评头论足。

当年中文系所有教师加起来，也不过四五十号人。除了个别像倪教授那样的权威学者之外，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那些来自国内各大名校的外省籍讲师群体。

他们清一水的中年人，四五十岁上下正当年，才情飞扬，魅力四射，加之人人几乎都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与本省籍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区分。

班里同学全部来自山西，都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这些老师就成了大家除了书刊之外，感知外面精彩世界的一面镜子，连衣着服饰都要效仿，俨然是同学们心中明星般的人物。

1983年冬，我就是看见陶本一老师穿了西服，回头便央求已上班的大哥，花了二十块大洋，在地摊上购来一件。穿上那件大开领、泛黄色的上衣，招摇过市地去食堂打饭，显得极拉风。虽然它薄如纸片，见风就飘，但却令人飘飘然而有春色。

听老师们讲，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四年间，是中文系接纳外地大学生的高峰期，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而其中中山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就占了八位。

这些教师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学生都很热情。但凡提问题，有求必应，谈困惑，耐心解答，那谦卑而认真的样子，仿佛是自己没有做好，尽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似的，反倒让学生先不好意思起来。

这些很多来自江浙富庶之地、湖广鱼米之乡的才子们，身处粗茶淡饭、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原，却有如此平和的心态和饱满的热忱，让人感念不已，亦难以理解。

我曾问过开朗健谈的潘家懿老师：“您家在广东，又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怎么会到临汾这样的小地方当老师呢？”

他怔了一下，撇了撇厚厚的嘴唇，用那明显的广普话回答道：“谁能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啊！当年毕业时，说青年人志在四方，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结果迷迷瞪瞪下了火车，一辆小毛驴车，就把我们五个同学连人带行李拉到了学校。”

来的时候很容易，只在一念之间，而要想再离开，却是一命相博。听潘老师讲，期间中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曾几次发函要他回去任教，但最终都没成行，不了了之。

“那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后悔有什么用啊。选择就是一种决定，你决定了它就变成了存在，存在即合理。”这个教形式逻辑的老师，回答也极具逻辑色彩。

毕业若干年后，无意间曾看过一部韩国电影，片名好像叫《乡村教师》，说的是一位年轻的城里小伙子，被意外地指派到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任教，他不甘心，绞尽脑汁地要回城里。校长无奈地说，教会孩子们打棒球再走，行吗？对这个不高的请求，小伙子满口应允，非常用心地去教，付出了极大的情感与心血，最终孩子们如愿以偿，可他却泪流满面，难舍难分了。

人物很普通，故事也寻常，情节不跌宕，我却看得心如潮涌，一下子就想到了母校这群来自异地他乡的老师们。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敬请批判）

孙金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电视台资深新闻人。先后在《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栏目做记者，并长期担任新闻评论部制片人和播出主管。创作的电视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是《感动中国》“一部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这一定位语的原创者。现为央视新闻中心综合部制片人。至今编辑出版了10多部电视新闻书籍，其中《焦点访谈红皮书》荣获第14届“国家图书奖”，是“全国广电系统百佳理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撰有《直问中国电视人》《花边新闻》《新闻背后的新闻》等专著，以及《田家父子》《中国户口》等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