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紫禁城落成60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伟大的建筑，精妙的细节，尘封的历史，历久弥新的文化传承，从皇宫到博物院，今天的人们如何看故宫？8月下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来到郑州，做客天一文化讲坛，为大家带来“故宫院长说故宫：紫禁城600年”的讲座。

作为天一文化讲坛的首场嘉宾，李文儒从不一样的角度，看故宫的前世今生。讲座开始前，他在接受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进故宫参观的人而言，如果没有正确的解读和文化指引，如果定力不够，就很容易被“俘虏”和“绑架”。

【一】近500年是皇宫，近100年是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已经落成600年。其中，它近500年是皇宫，近100年是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作为帝制统治核心功能的终结，是民主革命的结果；皇帝的旧宫殿转型为人民的博物馆，是民国时代的文化革新与新文化建设的结果。在紫禁城这样一个空间不曾改动的空间中，随着时间的流动，演绎着和累积着皇朝与民国、君主与民主、集权与公权的对峙与交替。

紫禁城是皇帝建造的，是为皇帝建造的。如所有的帝王一样，建造紫禁城的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希望朱家的帝业承传万世；但他绝对想象不到，几百年之后，他的宫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中国皇宫建筑群，成了全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游览胜地。

这么多人涌进昔日的皇家禁地，自由自在地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在现代理念观照下理性地解读古老的紫禁城？有多少人是在现代理念观照下感性地领悟古老的紫禁城？又有多少人在思索、探寻理性解读与感性领悟之间的碰撞与纠结？

在这种情况下，李文儒推出了《紫禁城六百年：帝王之轴》、《紫禁城六百年：东宫西宫》两本书。

在李文儒看来，读懂紫禁城，必先读懂中轴线。紫禁城营建的轴线结构意义非凡，其重要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于是就有了《紫禁城六百年：帝王之轴》。而想要了解紫禁城的建筑规划、文化与变动，从东西六宫入手是很好的选择。因此，就有了《紫禁城六百年：东宫西宫》。

李文儒的的两本书，全面完整地与公众分享他在故宫工作的十多年，与公众分享他对故宫文化、紫禁城历史的思考，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紫禁城600年做一个回顾与梳理。

【二】如果参观者的定力不够，就很容易被“俘虏”和“绑架”

故宫越来越热，去年观众达到1900万人。放眼全世界，这样的机构也极其罕见。

“这么多人，抱着什么想法去故宫，又带着什么想法离开故宫？”这是李文儒最关心的话题。

李文儒说，紫禁城600年，其中500年是皇宫，近100年是故宫博物院。前500年，它是皇帝一个人的宫殿，也是统治国家的核心。后100年，它是人民的博物馆。由皇帝的宫殿到人民的博物馆，这是历史的变化。

前500年，它代表的是君主文化，是皇权文化的标本，可以给参观者无限的启发和思考。通过它，可以思考什么是帝制，什么是皇帝，什么是权力，什么是主子和奴才。而后100年，它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发挥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注重的是文化的传播。

而实际上，当今去故宫的人，未必这么看。

“一般人理解故宫，不把它当成博物馆。我注意到，很多游客离开故宫了，还要问故宫博物院在哪里。有的人到了故宫太和殿，就跪下磕头。一些导游，讲得津津有味，游客听得如痴如醉，只可惜，他们讲得都是野史，讲得都是宫斗剧里的情节，我认为，这个传播方向就错了。”李文儒说，通过他在故宫长期的观察，多数人看故宫，还是聚焦在权力和财富、皇权和帝制上，还有很多人更直白地说，这件宝物值钱不值钱，值多少钱。他们只注重价格而不是价值，变成了金钱的追逐。

在李文儒看来，进故宫参观，如果没有正确的解读和文化指引，就很成问题。如果参观者的定力不够，就很容易被“俘虏”和“绑架”。

“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紫禁城六百年：帝王之轴》、《紫禁城六百年：东宫西宫》这两本书，让大家觉得这本书的角度不一样，能够有所思考。”李文儒说。

【三】与他人不同，我更强调故宫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故宫一直是热点，而今年恰逢紫禁城600周年。

除了李文儒的《紫禁城六百年：帝王之轴》、《紫禁城六百年：东宫西宫》，历史学家阎崇年推出了《故宫六百年》，而来自故宫的祝勇也推出了《故宫六百年》。

几人同时聚焦故宫六百年，李文儒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和阎崇年、祝勇是好朋友，也经常交流沟通。他们二位，一位偏重历史、一位偏重文学，他们都很有成就。”李文儒说，写故宫的书籍很多，因为自己想得多，所以他就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与他人不同，他更强调故宫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因为，“知识不重要，见识才重要”。

“一说传统文化，好像就是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最大的误区。”李文儒说，传统文化里，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糟粕的，哪些是值得批判的，哪些是值得反思的，他想通过自己的著作，给读者以影响。

李文儒认为，长达500多年的明清两代，将已够漫长的帝制皇权推向极端与腐朽。几千年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以皇权帝制为核心的宫廷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传统文化不都包括在宫廷文化中，但宫廷文化无疑是帝制时代的核心文化、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和产生这种文化的已被终结的帝制性质一样，宫廷文化从整体上看，并不是应当以承传为主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应当以抛弃为主的非优秀传统文化。

以皇宫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帝制文化遗存，与以博物馆为代表的现代公共文化建设，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如今，作为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院，是引导人们理性认识帝制文化、皇权文化的“标本”，而不是向人们炫耀和展示皇权文化、宣扬“明君”“圣上”的“圣地”，不是对“天子的宫殿”“天子之宝”的精神跪拜之地。

【四】把两个“不熟悉”打通，故而成就了故宫这一超级IP

回望漫长的帝制时代的制度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审美文化，则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帝制文化中以帝王为轴心的利益集团对权力、财富、美色的攫取霸占、争夺交换，以及由此形成的习惯性行为与意识，是对现代文明建设为害最大的恶劣遗产。

“而更为有害的是，今天仍然存在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帝王的立场上，以帝王的视角与口吻，对这一切津津乐道的现象。”李文儒说，历史是用来研究借鉴、批评反思的，不是供后人模仿膜拜的。 在现代文明、现代文化建设中，对待文化遗产，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优秀传统文化，采取反思、鉴戒、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立场和态度，是人们的必然选择。

“把故宫文化带回家”，这是李文儒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为当时的文创工作提出来的宣传语。如今，这一宣传语依旧被大众广泛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类博物馆有五千多家，唯有故宫博物院的文创最夺人眼球。“其中有两大优势，一是故宫博物院拥有丰厚的资源，二是人们对几百年来的皇宫禁地有足够的好奇心。”

谈及博物馆文创的发展史，李文儒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文创这条路上走得早一点。“过去叫旅游纪念品，我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售卖纪念品的地方叫外宾服务部。这期间，我们对外宾服务部进行彻底改造，不但建筑与故宫更加融合，同时提出，要向世界博物馆看齐。为此，我们举办研讨会，讨论怎么开发、怎么营销，为此努力了二十多年。”

 李文儒说，文创研发有两个难点：搞文创开发的人，对博物馆不熟悉。而博物馆的人，对文创不熟悉。而故宫博物院为了把两个“不熟悉”打通，陆续引进、培养了各方面人才，组成了团队，同时和社会上也有各种灵活的合作模式，故而成就了这一超级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