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梳理一下王光龙先生对我的巨大影响，今年恰逢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正当其时，遂不揣简陋铺陈为文，请大家批评。
一、面辞班干未得咎，春风拂面通消息
初识王光龙先生是在1991年，我刚入学师大中文系，他是系主任。除了正式场合听他讲话，平时交往并不多，只记得他声音很洪亮、性格很爽朗。
与先生的正式交往，却是由于1992年的一次辞职，当时他以中文系主任兼我们班主任。时隔多年，犹记当时新班长王浩的诚挚厚爱并始终心存感激；我则因为已当了一年班干，充分体会到其中滋味，就想让其他同学也锻炼一下。耐心地听了我的理由后，先生表示同意，还勉励我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尽管交流时间不长，但感觉到了意外的理解和宽容。
毕业之后，由于各种机缘和先生的联系越发频繁起来。每年寒假为先生送春联拜年，总是获得热情洋溢的鼓励……就连过生日也曾鼓起勇气邀请先生到场，如今依稀还能感觉到他那即兴演奏蒲剧唱段：“张翼德……”，二十余年后久久回荡在我的耳边。
渐渐熟悉以后，也侧面听说了先生所遭遇的一些不平事，但是先生很少提及这些，偶尔提及相关情况时也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客观、理性地述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并且冷静地分析决策的取舍得失，这种不逃避、不怕事、不卑不亢、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开始理解了谋事者的良好愿望和事态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一些素日温文尔雅但趋利避害的人们面对困境时皮袍下所暴露的“小”来。从先生身上，我感到了执着的事业心和无畏的责任心。
二、南下求学路漫漫，故里指导情依依
1997年，我开始筹备考研——上海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先生给予我最慷慨、无私的帮助。不仅帮忙推荐导师陶本一先生，还倾其所有提供大量的学术参考资料。多年以后，我还对其中一些参考书记忆犹新——如朱绍禹先生的《中学语文教育概说》，如陶本一、王光龙先生的《语文学科教育学》，又如王松泉先生的《简明学习方法词典》等，它们都曾给予我宝贵的营养。
读研期间，先生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我因此结识先生诸多好友李杏葆、郭开平等教授，还与功力深厚的李杏葆教授成为莫逆之交，获益尤多。在与这些教授接触的过程中，多次听到大家对于王光龙先生的好评，如“为人仗义”、“做事有魄力”、“事业心强”……每当此时，作为听众的我，居然都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在我读博期间，陶、王、李三位先生都对我热情鼓励和继续帮助，他们所倾注的绵绵善力，令我克服了不小的专业跨度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其间种种神助和佳缘，远非不善言辞的我的拙笔所能表达于万一。
回想起来，我读大学时并无明确深造目标——觉得能进入当地电视台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南下深造念头是毕业以后屡受挫折才冒出来的。所幸王光龙先生不仅没有嫌弃我，反而倾其所有扶危救困，才有了后来的南下种种机缘，才有了现在的比较安稳的处境。
我还听说，先生对于其他一些有个性的同学在本科论文辅导时的因材施教、对症下药、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让充满梦想、渴望飞翔的莘莘学子们都能够在大学期间画上圆满的句号、留下无穷的念想并开启一扇扇新的人生之门……
从先生身上，我感到了一种超常的指导力以及可贵的执行力。
三、累累桃李枝渐满，劳劳园丁志不移
我于2004年从浙大博士毕业，恰逢先生从山西师范大学调到杭州师范大学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所学习科学研究所所长、杭州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方向负责人，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我非常开心，因为更便于向先生请教。
2006年起我开始主持学校基础教学部党、政工作，先生多次应邀前来指导，如更好地实施我院学分制改革、推行新课程改革中的教学工作，他于2015年10月28日举行《新课程改革中学习方式的转变》专题学术讲座。他从转变学习方式的意义、现代学习方式的特征、学习方式的基本认识、学习方式的分类比较、自主学习方式的运用、合作学习方式的运用、探究学习方式的运用、体验学习方式的运用、网络学习方式的运用、转变学习方式的研究十个方面讲述了新课程改革中学习方式的转变，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其中关于自主学习方式的应用，他引用“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这六步由魏书生设计的自主学习程序，分步作出重点讲解，并与大家分享了其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新课程改革中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研究》的研究过程及成果。他以自己年轻时教学的案例，极好诠释了“用爱去教育，以境界指导教学”的育人心得。先生的积累之高深、业务之精湛以及态度之认真，都给部门同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6年底我到敦煌研究院挂职，次年春天先生与师母意外莅临，参观后对我的“新单位”赞叹不已，也对我的“新造化”表示祝贺。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先生的视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连设宴接待的马世林书记的举杯都看不清楚。有些心酸也有些担心的我经领导批准，一路陪同二位老人到兰州，虽然年近古稀的先生身体不如以往那样健壮，但是精神矍铄、斗志昂扬，沿途兴致勃勃地参观讨论，徜徉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也不时认真展望着未来的宏伟蓝图（如“莫高计划”等）……
从先生身上，我感到了一种锐意进取的钻研精神以及另辟蹊径的开拓精神。
四、披肝沥胆追贤者，快马扬鞭更出奇
作为中国当代语文教育的一个重镇，王光龙先生一直尊重业内前辈，而且善于取长补短、融会贯通、进而升华。这不仅常常流露在先生的日常言语中，更体现在关键时刻的实际行动上。2017年6月他领衔编写的《学者·导师·旗帜——回忆语文教育家朱绍禹先生》刚由语文出版社出版，8月又开始筹划《师长·社长·校长——我印象中的陶本一先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组稿，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并于2018年8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两本书从不同侧面展现中国语文教育学理论的奠基者朱绍禹先生和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家陶本一先生的教育理想、教育情怀、教育业绩和高尚品格等优良传统，对读者具有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和精神追求的榜样力量。我有幸获得先生赠书（前者）及遵嘱参与组稿（后者），受益尤多。
在陶校长病重期间，我随先生多次往返沪杭，表达了最真诚的关心；当校长驾鹤西去后，先生第一时间整理资料发布通知；在校长告别仪式的前夜，我遵先生之嘱从杭州特意携带手提电脑充当助手，自下车伊始一直工作到深夜，尽可能把每一位友好对陶校长的哀思都表达到位。次日先生代表陶门学子的发言有理有据、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获得在场友人的高度评价。假如陶校长在天有灵，应该也能由此感受到大家的深切怀念吧！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母校山西师大，先生也一如既往地关注和奉献着——不仅接受母校的嘱托担任山西师大浙江校友会顾问，利用休息时间与邸继征顾问、秦金亮会长等共同为母校的建设出谋划策，为在浙校友指点迷津；也经常听到他往来于临汾和杭州之间，担任项目评审，举办学术讲座，或者又帮助某位老师实现人生规划、辅导某个同学圆了考研梦想……忙得焦头烂额，但是不亦乐乎！
从先生身上，我感到了一种当世罕存的赤子之心和知恩图报的拳拳之心。
尽管王光龙先生以语文学科的中流砥柱名满天下，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语文学科，他对我的影响是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行文至此，我蓦然想起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兼容工具性和人文性，四通八达、横无际涯，先生的高风亮节恰恰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
到了六月，王光龙先生就整整七十岁了，期待先生和师母康乐吉祥，能够舒心地接受来自五湖四海的祝愿、多喝几杯硕果累累的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