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震海内外的几大石窟，云冈，龙门，莫高，麦积山，大足，克孜尔，炳灵寺，响堂山……大致都去过。鬼斧神工，石破天惊，镂骨铭心，登峰造极。
身为山西人，感念最多的自然还是大同云冈石窟。
第一次见到云冈石窟，应该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学刚毕业，发了几篇小说，还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的我，一腔气吞山河之感，浑身叱咤风云之态，踌躇满志，雄视天下。记得那一天是个清晨，一路摇晃颠簸，七弯八拐，终于看到这一座座神态超然，静谧庄严的巨型佛像时，心里怦然一声，几乎一下子就沦陷了。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的豪迈和高傲，实在太渺小太可笑了。一尊尊巨佛，不嘈杂，不争辩，不设防，不审视，就那样静静地面对着你，露出那种根本察觉不到的或微笑，或冥思，或怜爱，或宽慰，于是你就像被什么击中了一般，一如醍醐灌顶，立刻就清醒过来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文化的力量。大美无言，大象无形，大爱无疆，大音希声。
也许文化就是这样，一见倾心，豁然贯通，山摇地动，深陷其中。你能感觉得到，认定无处不在，以至魂牵梦萦，蔓延不绝，终身终世，但却始终无法清楚地把它描绘和叙述出来。
回去好久好久了，令我怦然心动的巨佛，依然会时不时浮现在眼前。
几十年间，去过云冈石窟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
去云冈石窟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在省政府工作的那几年分管文物，而那时国家文物局局长是单霁翔，大同市长是耿彦波，他们还有两个共同的好朋友，冯骥才和韩美林。
他们几个，都对云冈石窟爱得死去活来，活像自己的命根子一样。
那一天记得已经很晚很晚了，大约深夜12点左右，突然接到了红机电话。我先是愣了一愣，紧接着吓了一跳，省委书记的嗓音。这么晚了，一定是大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书记严厉的声音便跟了过来：“耿彦波在云冈石窟干什么了，你知道吗？”我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书记又来了一句，“国家文物局单霁翔你熟吗？”
我赶忙回答，“熟悉，政协我们在一个组。”
“那你明天一早就赶到大同去，单霁翔明天也一早到。耿彦波这些天在云冈石窟不知道都折腾了些啥，让人告到国家文物局了。”
省委书记的声音不大，但听得出来，书记很在意，也很生气。书记是个作风十分严谨的领导，之所以半夜打来电话，估计单霁翔的那一段话，确实把问题写得很严重。
耿彦波市长在大同维修云冈石窟的事，自然是知道的。但具体要把云冈石窟修复成什么样子，目前正在实施怎样的工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工程到了哪一步，自己并不是十分清楚。作为大同市长的耿彦波，既是专家，又是领导，在文物维护和修复方面，政绩卓著。王家大院、榆次老城、绵山开掘、晋祠重修、蒙山大佛，几乎都是他的杰作。这些地方至今都是旅游胜地，名闻天下。即使是文物专家也都心悦诚服，在地方干部和群众眼里，也都是神一样的存在。耿彦波想干什么，跟着他干就是了，一般也没有什么人会对他工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但这次不同，省委书记的电话刚放下不久，省政府秘书长，省文物局，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也都一个接一个打了过来。
一个意思，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把耿彦波市长正在维修云冈石窟的行为几乎说成是“对文物的极大破坏，将会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害……”
第二天六点多赶到大同时，没想到单霁翔早已在五点前就赶到了云冈石窟。
单霁翔虽然认识，但对这个面相和蔼的局长并不真正了解。平时在政协开会，他总是抱着一大摞子提案，挨个让政协委员们联名会签。他的那些提案，都是有关文物方面的提案，而且每次两会近百份的政协提案，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那时候只知道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局长，一直等到在政府工作分管文物后，才渐渐真正知道了单霁翔的厉害。这个国家文物局长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请，不住套间，不坐头等舱。
耿彦波倒是很熟悉，但性格好像与单霁翔不大一样。不论是坐飞机还是坐汽车，一上来倒头就能呼呼大睡。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管是啥样的房间，看也不看，不洗不刷，有时候连鞋也不脱，往床上一滚立刻就鼾声如雷。第二天从凌晨四点到工地检查，七点回市政府工作，然后一直忙到深夜，周而复始，一切如故，几个司机工作人员都跟着他累垮。也许是太累太困了，倒头睡，埋头吃，好像根本不关心住的坐的是啥，吃的喝的是啥。
这两个人到了一起，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想起昨晚书记嘱咐我的话，突然担心起来。说实话，对行政工作，自己初来乍到，完全是门外汉，面对着这样两位政界要员，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心里一点儿没谱。到了大同早饭也没顾上吃，就直奔云冈石窟。
大同市区距离云冈石窟三十多里，这条路自己曾经走过无数次。
一路上让我诧异的是，过去土石裸露的大路两旁和光秃秃的山岗上，竟然已经一片翠绿，漫山遍野都已经栽上了树木。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土砂路，也完全变成了黑黝黝的柏油路。耿彦波在大同当市长还不到两年，云冈就有了这种变化，不禁令我暗暗称奇。
闻名遐迩的耿市长，确实有两把刷子，名声还真不是吹的。
等在石窟大门口的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见面就对我说，单局长和耿市长一大早就在一起了，就他们俩，不带车，谁也不让跟，先是在沟里转，这会儿又爬到山上去了。主任看看时间，“你看你看，说是等你来了再吃早饭，可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他俩好像都不知道已经快到吃午饭的点了。”
利用这个空儿，主任把单霁翔发火的来龙去脉大致给我讲了讲。其实就一个意思，真正想把云冈石窟维护好，实在很不容易。
摄影：大山（周彬）
留传至今的大同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建造，从北魏中期起始，曾聚集数万工匠，凿山为壁，夜以继日，创立了这一举世称奇的人间瑰宝。
北魏极盛时，以平城（今大同）为都，北伐南征，横扫北燕，攻陷北凉，征服胡夏，收获河西，尽取关中，扩地千里，一统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百年纷争的血腥局面。在此之后，北魏王朝又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召还流民，整顿吏治，注重教育，尊崇德行，兴利除弊，缓解社会矛盾，使得国力逐步增强。
北魏王朝最大的壮举，就是全面强行实施汉化，尊儒教，行周礼，建太庙，正祀典，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全国上下，一律汉服，举国迁都洛阳后，甚至下令改掉了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大力提倡鲜卑人和汉人通婚，即使死后也不准还葬平城。可以说，完全是北魏王朝自己毫不留情地亲手毁灭了自己的落后文化。
今天看来，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而当时的汉文化，也确实是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先进文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你可以暂时毁灭了人们的躯体，断绝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它仍然会顽强地存活并成长在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
延续至今的云冈石窟，一座座沉默的大佛，似乎在静静地守候和展示着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这一切。五胡十六国时，战乱频仍，血流成河，人们只能求助于这些无言的大佛，盼望能逃脱灾难，举家平安。等到国家一统时，世界平和了，人们又在这里纷纷祈祷，企望岁月静好，世世太平。
那时候的大同，和今天的大同已经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
北魏时代的大同，北依方山，东临马铺，西为武州，南靠盆地，地势自西北而东南逐渐降低，位置不高不低，面川而又依山傍水。盆地开阔，水网密布，土地肥饶，杂树交荫。处于广川之上，位于不倾之地，完全符合处国立都的优越条件。云冈石窟兴建于大同西郊，那时候的云冈，“……挖池蓄水，开山引流，灌注园池，凿石切壁，因岩结构，真容巨壮。……弱柳荫街，丝杨被浦，长塘曲池，经水若泽。”处处美景，遂使云冈成为北魏时期皇家和黎民重要的礼佛与游乐场所。
但今天的大同，一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二是由于处处蓄水截流，三是受困于云冈四周诸多煤矿的开采，早已是水源枯竭，河流干涸。经年尘土飞扬，风沙遍野，特别是煤矿开采和二氧化硫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酸雨侵蚀，对云冈石窟的维护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仅仅几十年，当初石窟外壁星罗密布的万千石佛，今天已经所见无几。
耿彦波当了大同市长，第一件事就是对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全方位的维护和修复。关闭迁移数十座煤矿，恢复生态，改道云冈石窟上方的运煤公路，封闭云冈四周山岭，截断私自偷观石窟所有的人行通道。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在石窟前沿的山沟和石窟四周的区域蓄水筑池，要把云冈石窟还原为一个洁净而又湿润的区域小气候。
当时单霁翔局长最为担心的恰恰就在这里，因为在告状信里面，也不乏一些专家的声音。如果把云冈石窟放置在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必然会对云冈石窟造成更大的侵蚀和破坏。
耿彦波当时带着单霁翔，其实就是一次现场解说，把当年流经云冈这一带的水道和池塘一一指说给局长。
单霁翔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这个干巴瘦的市长耿彦波，在维护云冈石窟工程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开工之前的考察和调研工作。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手笔，连冯骥才也说，耿彦波这个举措，应该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云冈石窟的维护问题。但这一系列举措，也极大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检举揭发和告状信，就有了单霁翔雷霆震怒，严厉批示，连夜赶来调查，就有了省委书记半夜电话，让耿彦波凌晨四点就等在这里的文物事件。
其实这件事最终也就是一个很快就证实了的误打误撞和误判。
耿彦波毫无私心，集思广益，认真调研，货真价实地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耿彦波十分幸运，云冈石窟也同样十分幸运的是，碰到了一个在工作上格外较真，对文物保护举措十分务实从善如流的单霁翔，居然连夜亲自赶到云冈石窟，非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而且对就对，错就是错，有了偏差，立刻予以纠正。如果换作另外一种性情的领导，作一个严厉的批示，也就完事了，至于工程对不对，有没有问题，那就再也不会过问了，这样一来，那耿彦波的这个黑锅可就不知道要背多久了，云冈石窟这个维护工程也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
那天等大家看到他们两个从山头上走下来时，所有的人都有些发懵。他们俩一路比比划划，滔滔不绝，情绪热烈，言谈不休，都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依旧毫无倦意。那模样，就好像两个好朋友，很多年没见面了一样。
直看得我两眼发愣，什么叫惺惺惜惺惺，眼前就是。
我猜想当时他们之间肯定有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和交锋，当然也会有各执一词的诉说和辩解。但最终是怎么说服了对方，怎么感染了对方，那就不得而知了。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看来，缜密的科学数据，完全证明了当时的举措对云冈石窟的保护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今天想来，不管是任何一方，当年他们的作为，都值得我们深思和敬仰。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摄影：大山（周彬）
这是我当副省长不久后，第一次碰到的一件十分头疼，也十分棘手的大事。头疼是因为省委书记深夜亲自打了电话，棘手是这两个人物都是有名的不好对付的人，让我这个一介书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没想到这么一个天大的难题，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就圆满彻底地解决了。
吃午饭时，单霁翔说，“我回去就写报告，如何保护文物，大同就是一个标杆，云冈石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耿彦波一副十分谦虚的样子，“局长指出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指示，我们一定认真改正，认真完成。”
单霁翔对云冈石窟的维护确实非常投入，他当时甚至提出要用杭州西湖的办法，用钢化玻璃做成巨型罩子，就像罩住雷峰塔那样，把云冈石窟也整个罩起来。
这更是一个大手笔。
令人惋惜的是，云冈石窟巨型钢化玻璃罩子的设想还没落实，单霁翔就调到了故宫。也许这正是故宫的幸运，也就几年时间，平均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单霁翔把故宫里里外外全部翻新，整个修复了一遍。金碧辉煌的故宫，完全像新建的一样。
耿彦波呢，在大同五年，他几乎完全复原了一座大同古城。去年我到大同，晚上游览古城，城墙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车水马龙，一片鼎沸。于今耿彦波已经离开大同十多年了，但那个导游一边给我们解说，一边仍无比自豪地说了无数遍“我们的耿市长”。
单霁翔到云冈石窟的那一年秋天，冯骥才和韩美林也来到了云冈石窟。听到单霁翔和耿彦波的事情，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张平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写出来，国家有这样的干部，才是老百姓的福气。
那天他们到了云冈石窟，在景点办事处，两位大家又写又画，劳累了几乎一上午。冯骥才一脸赤诚，画了好几张大画；韩美林挥笔如飞，写了差不多两百幅大字。两个人这么慷慨大方，就一个意思，你耿彦波当市长不易，为了修复文物古迹，处处求人，处处说好话，用我们这些字画，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肯定让你求人办事能更容易一些。
后来一起观摩石窟，冯骥才对着巨佛说，这些文物保住了，文化也就保住了。只要大佛矗立在这里，我们的文化就消亡不了，也没人能消亡得了。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和根脉，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明的价值衍变，文化的外延与内涵都在不断地扩展和变化。所有延续至今的强势文化，无一不是不断吸收世界人类文明的结果，无一不是不断扬弃自身精华和糟粕的结果，无一不是守正创新，不断进步的结果。
北魏如此，大唐如此，宋明如此，当今时代也一样如此。
近两千年过去了，大佛无言，一直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北魏至今，一代一代的皇亲国戚和大吏要员，人们早已都忘记了。只有大佛，只有文化，仍然经天纬地，力挺八极。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当年的英豪们都老去了，但单霁翔、耿彦波、冯骥才、韩美林这些人物依然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有这些人在，文化就在。有更多这样的人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就会千秋万世，历久弥新。
那一年耿彦波调离大同，大同上万群众上街请愿，希望他们的耿市长能留下来。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慨万分，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口碑也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世界共有的一种特殊文化。
无言的口碑，像巨佛一样，会永远横亘在人们心中。
之后每当听到单霁翔、耿彦波的消息时，我总是止不住就想起了冯骥才那句话，国家有这样的干部，才是老百姓的福气。
国家有这样的干部，更是中国文化的福气。（原载于《山西文学》2024年第4期）
张平，生于西安。历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祭妻》《姐姐》等；中篇小说《妮儿》《血魂》等；文集《我只能说真话》《祭妻》等；长篇纪实文学《孤儿泪》；长篇小说《法撼汾西》《天网》《凶犯》《红雪》《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重新生活》《生死守护》。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金盾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曹雪芹文学奖、吴承恩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并先后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等。作品已被翻译为英语、法语、俄语、日语、葡萄牙语等多国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