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山西，在古代戏曲文物的遗存方面，可谓全国之翘楚：

三千多座古代神庙戏台散布在各个村落，几经风雨，屹立不倒，如同饱历沧桑的老人，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一座座宋金墓葬中的戏曲砖雕和戏曲壁画在岁月的交替和剥蚀中偶然面世，揭开了古代戏曲演出的神秘面纱……这是怎样令人神往的一方水土，又以怎样的自身特有的文化养分滋养着一方人。

在三晋大地的村镇乡野之间，常常奔波着这样一位学者，他栉风沐雨，砥身砺行，征远山，攀峻岭，拓戏碑，宿旅邸，探宋金砖墓，索千年刹宇，饿食干粮以充饥，渴饮山泉以作醴，从青年到中年，从春阳到冬雪，几十年如一日，虽时感惫累，亦乐此而不疲。他，就是我校戏剧与影视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延保全教授。

一颗丹心铸师魂

1964年，延保全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三都乡的一个小村庄，他的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文化不高，却能将《红楼梦》里的故事讲述得头头是道，这也许是他最好的文学启蒙。20世纪80年代，延保全在山西师大中文系读本科期间，主攻的便是古典文学专业。当学习到元明清文学时，他又被《西厢记》中优美的曲辞和浪漫旖旎的爱情故事所吸引，也为《牡丹亭》中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动人传说而感动，感觉到许多戏曲作品有浓浓的人间烟火味，于是他将学习的重心偏向于戏曲一类。1985年，延保全毕业于山西师大中文系，因学习成绩优异而留在了刚刚创立的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迄今已工作了32个春秋。

这三十多年来，延老师始终坚守在一线教学岗位上。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知识，去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工作水平，他积极参加学校的教研活动，特别是2016年在全校“教学观念大讨论”活动中，他及时反思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经验，认真撰写关于教学科研的心得体会，并于2016年在《山西师大学报》第5期发表教改论文《论“学、人 、知”三个本位的教改理念》，助推了全校的教改热潮。延老师还常常鼓励他的学生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喜欢，才能坚持。只有坚持，才能坐得住冷板凳。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作为学生，要习惯于摒除外界的诱惑和杂念，培养自己的学术兴趣。”延保全深信：只有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对教育进行研究，才会成为一名学生喜欢、同行信得过的合格教师。

在教学中，他始终秉承“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他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提倡用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以达到“不为而成”的教育方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延保全正是这一教育方法的忠实实践者。他孜孜不倦、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感染和激励着他的学生在科研的道路上乘风破浪、奋勇向前，他丰硕的科研成果为他的弟子们从事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延保全虽持 “师生如父子”的传统观念，但并没有封建家长的作风。在生活中，他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上的困难、身体上的不适、精神上的苦闷，都逃不脱他的慧眼。延老师对学生亲如父子，每每于方寸之间提点学生，凡学生有勤勉治学之意，他均以诚相待，敦促其努力进取，他是学生走入科研队伍的引路人，也是学生日后工作的指导者。学生对他更是事师如亲，情意相通。师生之间，其乐融融，相处快意。人常说，优秀的教师可以改变学生的人生，延保全就是这样的人。

在三十余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延保全已培养出3名博士后、15名博士研究生和近百名硕士研究生。他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一个学人，要有一个学人基本的责任和操守，我们做研究，是为了从中得到一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结论，是为了探寻其中的道理，不是为了从中获得名和利，所以你们要沉得下心来钻研，不要心浮气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做好研究，他推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时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翻阅资料至深夜。在他毕业的这些学生当中，有的奋斗在中小学一线教师岗位，有的则留在高校继续做科研，虽然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工作，但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老师的谆谆教诲。

一脉相承辟蹊径

1988年，延保全师从黄竹三先生在职攻读戏剧戏曲学硕士。黄先生乃广东开平人氏，考入中山大学古典戏曲研究专业，是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的王季思先生的得意弟子，毕业后被“发配”到遥远的山西，但很快他就被山西丰富的地下戏曲文物发现所吸引，独辟蹊径，开启了戏曲文物研究的新路径。

延保全教授则感激黄先生的悉心指导：“先生海纳百川般的人品与学问，春风化雨般的教导与激励，皓首穷经般的探索与钻研，使我受益匪浅。而我一直就是沿着先生指引的研究路径，毫不犹豫地继续往前走。”

似乎冥冥之中，就注定了延保全的一生要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他们村里每年都要唱戏，那时没有固定的位子，小孩子就担起了“占座”的重任，如鲁迅在《社戏》中描述的那样，台上的咚咚嚓嚓的敲打，五颜六色的光影，同样也聚拢着他对戏曲的浓厚兴趣。他略带自嘲地说道：“上小学时，我参加过县剧团到村里的招聘考试，当时三关考核都过了，最后是因牙齿不整而‘名落孙山’。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难过，否则说不定现在也是个获得梅花奖的晋剧艺术家呢！”是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他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最初村戏中咿咿呀呀的唱腔，便成为逐渐浸润到他血液中的戏曲因子，虽说他最终没做成戏曲演员，但这种遗憾反倒成为了他戏曲研究中一脉温情的自享与期盼。

他与黄竹三先生合著的《戏曲文物通论》是第一部对已发现的戏曲文物作全面、系统的收集与整理的专著，为戏曲文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国家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结项成果，该书最早由台湾出版，后又加“中国”二字，并在内容上作了不少增补后，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该书获得了山西省第八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2017年，《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在进一步修订之后，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彩印精装出版；并由北京文津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分上下两册出版发行海外，这标志着他与黄竹三先生的研究成果开始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不饶点滴，不饶自己，他是身教胜于言传的践行者。正是延保全先生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突出的科研成就，使他获得了许多荣誉。这些年来，他出版专著、参编著作十余部，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近六十篇，主持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与国家艺术学课题各一项、省级五项。分别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昭示着他在科研方面做出的骄人成绩；而“山西省模范教师”、“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职工职业道德标兵”、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亦反映出延保全先生为高校教育与科研作出的辛勤努力。

戏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传统文化集中而形象生动的体现。由于戏曲根植于民间，田野调查就成了戏曲研究的一项重要手段。这种“扎根” 不仅辛苦磨人，耗费体力，较之其他种种，更显枯燥乏味。戏曲文物研究所的田野考察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徒步考察到骑车调查，再到今天的乘车外出实地考察，考察所具备的条件越来越好。九十年代，延保全和另一个同事去平顺东河村九天圣母庙考察，在酷暑中埋头拓碑，到饭点用方便面充饥，误了公交，只能寄住在古庙中。夜晚睡在神台上，破旧的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微风吹得窗户纸呼呼作响，但他的心中没有恐惧，反而是满满的收获感，这种收获感来自于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因为关于创修戏楼和祀神演剧之事，多是些只言片语，散落在一些重修祠庙的碑刻中，然而一旦经拣选并综合起来，就会显示出极为可贵的戏曲史料价值。

记得有一次，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阳城崦山白龙庙考察，途经弯弯曲曲、来回几十里的山路，却从不觉得疲累。他带领着学生走遍三晋大地的荒山古庙，足迹甚至遍及全国的乡野村落，他的学生们也因此熟练地掌握了测量、拍照、拓碑、勘查等考察技能。他在指导学生时说，“不怕路途有多远，就怕你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人劝他说：“你身体不好，何必这么辛苦去做田野呢？这又不能多挣钱。”他只不语，淡然地笑笑，仍然努力不懈。

还有一次去运城永乐宫考察，他看到庙院中有三十多通碑刻，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情涌上心头，于是，撸起袖子大干起来。一天时间里，延老师就拓碑二十余通，汗湿衣衫，几度近乎虚脱。一边考察，一边在现场讲解古戏台研究的相关知识，是延老师独特的教学方式。当遇见没人看管的野祠时，他得和同伴找梯子、撬锁子；或者有新发掘的墓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去之前，他有时还要喝上半瓶白酒壮胆，久而久之，也就练就了一身的胆量和本事。

辛苦的田野考察，所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研究成果，更是许多濒临消失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在延保全和他的同仁们的努力下，得到公布和妥善保护。2001年，他们前往山西高平王报村二郎庙考察，在庙中发现一座规模不大的戏台，从建筑形制上判断，这应该是一座元代以前的戏台。他们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将二郎庙戏台周边杂草拔除干净后，终于在戏台须弥座束腰处发现了“金大定二十三年”的纪年题记。由此，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古戏台就这样出现在世人面前。返校后，他将这座戏台撰写成文，发表在台湾《民俗曲艺》上。这座濒临倒塌的古戏台，也因为他和同事们的努力，引起了省里有关部门的重视，很快就申报成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迅速得到了修复，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延保全常常说：“是田野调查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又是戏曲文物激发了我的热情与潜能，想想那么多即将消失的戏曲文物，只想尽可能早地发现它们并加以研究、保护，这是一个研究者的责任”。

几十年的调查、挖掘、整理、保护，使延保全教授深刻感受到了古代戏曲文物研究的价值、意义，更感受到对古代戏曲文物研究传承的责任。对古代戏曲文物的研究、调查、挖掘、整理、保护、传承，便构成延保全教授学术人生的全部。

一蓑烟雨任平生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人生可以如孔夫子 “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如刘禹锡“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可以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亦可以如李太白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智慧的人生必然需要一种坚守的态度和不屈的生命感。戏曲文物研究考察的特殊性，始终如一的辛勤付出与常年不规律的“村野生活”，最终拖垮了延保全先生瘦弱的身体。

1999年，死神第一次在延保全先生身边徘徊。最初他只是感觉胸闷、食欲不佳，因为忙于教学科研，并没有特别在意，以为只是疲劳过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的疼痛感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加重的倾向。经过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全面检查，诊断结果为胃部长有平滑肌瘤，那年夏，做了肿瘤切除手术。但还没等到第一次手术拆线，就被确诊为恶性肿瘤，他再次被推上了手术台，进行了胃部四分之三的切除手术。手术是顺利的，但恢复的过程却是漫长而又痛苦的。术后，住院的日子里，他时常感觉呼吸不畅，最严重时甚至无法呼吸，难受到用头撞击墙壁，以此来转移注意力。他也曾想，自己的生命会不会就这样轻易结束？内心的坚定、妻子的照护、家人的关怀，让他挺了过来，九月开学他已经站到了挚爱的讲台。因为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倍感生命的短暂与珍贵。在康复后的生活中，他不断在努力工作与自我提升中前行，似乎又忘记了身体的超负荷运行。

十年后的2009年，他的身体再一次出现了问题，检查结果为肝硬化，需要立即治疗。但由于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选择一边看病一边工作。2010年，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教学和行政工作的过度劳累，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2011年因严重的肝腹水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一年后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在北京肿瘤医院做射频消隔。之后又做了三次食道硬化手术。2014年3月肝癌复发。他果断决定做肝脏移植手术。由于风险极高，他的心里没有一点谱，甚至一度犹豫要不要做，特别是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担心得要命。越是这个时候，延保全越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为了不让亲人担心和害怕，在手术前一个晚上仍然谈笑风生，竟然没有给妻子安排一个字的“遗嘱”！ 而他的妻子却在那一晚于各种恐惧中签署了十几份不能说“不”的“生死合同”！ 这需要多么的坚强！又需要怎么样的意志去支撑！然而仅仅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恢复后，他又开始投入工作了。

两次死里逃生的特殊经历，十余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显示出他坚韧不屈的顽强生命力，这恰恰是源于延保全对教师这份事业的坚守。他说，我现在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向老天借来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我们要做的，是在有限的时间中去拓展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有时候，人就是得有点‘破罐’心理，局势已经这么糟糕了，命运又能奈我何？人生最悲哀的事情不是生老病死，而是生活失去希望与激情。”为了恢复健康，他每天坚持锻炼，如同最早来到和最晚离去的那缕阳光，成为了清晨校园与夜晚画境里的重要素材。

延保全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余半生运命悭吝，先胃癌，后肝癌，历大小手术十余次，然命终不能夺，体终不能废，志终不能隳，如山中孤松，百摧未折，上天垂悯，终不见弃者，何也？执念而已。”

卫建国校长在《敬业价值观及其实现》（光明日报，2013）中，从三个层面谈“敬业”之内涵：首先是确立劳动神圣、工作神圣、事业神圣、创造神圣的信念，并以此作为工作的基本信条；深层含义在于要有全身心投入的专注精神和勤奋、刻苦、执著、精益求精的品质；第三层含义是：视劳动和工作为实现个人理想和个人价值的基本途径。回望延保全教授学术之路：青年时代好教师的神圣理想，科研教学中执着的研究精神，几经病痛折磨仍坚持工作的高贵品格，足可谓“敬业”的最高境界。而他对教师这份事业的坚守，对“四有好教师”的践行，是责任，更是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