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此言不虚。转瞬之间，我们这代人已经先后退休，到了回首往事的年龄了。 

我这一生，在大学待的时间最长。自1965年到山西师范学院生化系上学直到今天，除了在临汾动力机械厂当工人劳动锻炼3年之外，整整40年一直在大学学习或工作。1970年毕业，后又回到山西师院工作6年，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近30年。山西师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自然是我最熟悉的。1988年之后，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先后7次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大学、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学习、交流；我还与莫斯科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一直保持经常性的学术联系；至于参观访问过的大学，从中国到俄罗斯到美国，那就更多了。在这些大学中，论规模，论名气，山西师院都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国外大学而言，莫斯科大学排名一直在世界前10名之内，校园里有多路电车和公共汽车运行，主楼巍峨庞大，尖塔高耸人云，房间多到一个人从出生到80多岁，每天换一间都住不完。在国内的大学中，北京大学景色秀丽，未名湖令人流连忘返。进入校园，学术气氛扑面而来，报告会、研讨会的海报比比皆是。我曾几次在北大作学术报告，报告会上气氛热烈，听众提问之踊跃、所提问题之深刻尖锐，非身临其境者难以体会。对于读书人，这些地方无疑是心目中的圣地。 

但说来奇怪，经常浮现脑海、让我时常想念、难以忘怀的，并不是这些在世界上名气很大，我也十分熟悉且有众多朋友的学校，也不是我学习工作时间最长至今仍在其中任职的另一所国内名校中国人民大学，而是山西师大的前身——山西师范学院——我作为学生曾在那里生活学习了5年的母校。 

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感情已经很多年了。我常常自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对地处山西一隅的这所母校难以忘怀?起初想，可能是痴情念旧的个性使然。近年来，答案逐渐清晰：这是因为山西师院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太大了，我至今带有师院生活留下的深刻烙印。我，还是山西人，山西师院人。 

哲学是我钟爱的事业，而正是山西师院给了我步人哲学园地的机会。我是1965年考入当时的山西师院生化系读书的，至今记得怀揣录取通知书在太原火车站托运行李时的情况。离开太原到地处临汾的山西师院上学，师院当时在山西名不见经传，对它一无所知，心中不免茫然。在行李托运处遇到另外几个太原籍的新生。汤明发，中文系的同学，圆脸，脸上什么时候都带着笑容，像一朵花。见到未来的同学，主动说：“行，这个学校还能上，我去看了一趟，有两座楼。”我在山西师院，从踏人校门到1979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可以说前后有14年之久。中间虽然曾于1970年至1973年在临汾动力机械厂工作，但该厂与师院只有一步之遥，地理之便使我成为谈浩良、沈茂骏、傅毓钤、冯一健、陶本一、吴宙人等许多老师家中的常客。我从他们身上，从做人到知识，获益匪浅，通过他们，对学校的情况也可谓了如指掌。实际上这三年我并没有离开山西师院。 

1973年下半年，因落实中央政策，知识分子“归队”，我正式回到师院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届1965年入学，1970年离校，5年中真正上课的时间，只有两个学期，中间还有两个月的劳动。人回到师院，但没有资格上讲台，我在化学实验室做了实验员。我是生化系的毕业生，但从中学起，兴趣在哲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尤其是进入1968年以后，政治狂热已经过去，校园平静了许多，我开始自学英语、哲学，一度还学习医学，准备毕业后到农村当赤脚医生。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各种材料。离校后谈到在校的学习生活，同学们曾戏称大家都是“政治系文化革命专业”毕业。在工厂劳动期间，除英语外我还读了不少历史著作。回到师院，正赶上“批林批孔”，这些年学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对运动中涉及的理论问题显得发言权似乎要稍多一些。1974年4月，因政治课老师人手不足，尤其是哲学老师奇缺，有关方面动员非专业课老师自告奋勇上台讲哲学课。怎奈老师们专业难丢，无人响应。这时有的老师想起了我：“让小安去吧，他懂哲学。”就这样，我进了政治课教师培训班。当年秋季开学，登台上课。不过身份仍是实验员。两年后，主管教学的刘林茂副校长、教务处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负责人听了我两节课，质量得到认可后，正式转入教师行列。这一变化对我至关重要。我有浓厚的哲学兴趣，但此前从来没有敢想这一辈子还有机会专门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有了这个机会，学业大长。三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硕士研究生。至今我对山西师院，对那些给过我关怀与帮助的老师，依然心存感激。 

我得之于山西师院的，不仅仅是知识与发展机会，还有一种精神，一种朴实、上进、奋斗的精神。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它从各个方面影响了我。 

在我接触过的大学里，山西师院是最“土”的。我当学生时的山西师院，不仅远离省城，而且地处农村，全校只有两座楼；一辆马车、一辆大卡车，便是学校的全部交通运输工具，学生进城要步行10里路；同学多数来自农村，不少人身着家织的土布。然而正因为太“土”，学校的一切都透着质朴、淳朴。尤其是山西师院培养的学生，淳朴得像一望无际又错落有致的黄土地，像随处可见挺立在田野、路边的白杨树。在我的印象中，学生中几乎见不到贪图享受讲究吃穿爱慕虚荣的习气。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可以在校园里坦然地走来走去，可以堂而皇之地到教室上课。1966年9月到北京“大串联”，在人民大学看完大字报后到附近的“双榆树饭店”(大约10年前饭店被拆除，原址上盖起了十几层的大厦)吃饭，来自运城的乔太吉同学用加了酱油的开水泡米饭吃，劝他买些菜，回答说：“有大米饭吃，够好了。”此外，山西师院的学生不狂。大学生正当人生风华正茂之时，有些狂气本不足为怪，但在山西师范学院，没有目中无人口吐狂言的“狂人”。多数学生正视现实，平易近人。到农村去劳动，与农民“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如鱼得水。平时学习、做事，个个脚踏实地。毕业分配，绝大多数同学到了农村、煤矿，离校时没有怨言。以上所说固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山西师院的特点及其对学生的熏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与黄土地融为一体。黄土高原没有黄山的秀美，没有长江的壮丽，但是又有谁能不为它的雄浑厚重以及在默默无语中蕴藏的无尽力量而叹服呢?这些品质是非常可贵的。正是这种淳朴，正是这些品质，使山西师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当农民、下矿井，没有怨言，没有架子，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很快为社会所接受。艰苦的环境没有使他们沉沦，他们像骆驼一样坚韧耐劳，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不屈不挠，为山西全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于我本人，得益于这种精神之处甚多。一个生化系的毕业生，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讲哲学，感受到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是哲学专业科班出身，山西师院又没有相应条件，想学哲学只能自学。我的哲学知识基本上都是自学而来。但自学能力与自学习惯的养成，却是在山西师院工作的这几年。在当时山西师院的条件下，自学哲学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是师院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给了我力量。与那些在农村、煤矿工作的同学相比，可能我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不过努力攀登中的艰辛，彼此一样。当时我住在师院校内背靠西城墙新建的两层窑洞楼里，每天要学习到晚上12点以后。临睡前到院子里走一走，环顾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的窑洞还透出灯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说这种吃苦耐劳、默默耕耘的努力在当时还是不自觉而为之的话，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和工作之后则变成我的自觉行为了。因为在新的环境里我感受到了新的压力。当时人大哲学系我们这一届的硕士研究生，多数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名校，专业基础比我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在首都、大城市、名校的学习经历造就了他们身上的一种气质，言谈举止处处透着自信。有的人高谈阔论，大有气吞万里一扫古今的气势。这与从山西师院走出来的我，在风格上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使我认识到山西师院那种质朴精神的可贵，并因此逐渐对自己的行为有了自觉。我从不自卑。不过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得自山西师院的朴实无华脚踏实地精神，使我不尚空谈，远离浮躁，潜心学术，在默默无闻中一步一个脚印前进。到离校时，我是全系唯一的全优学生，并且是全校唯一一个经学校特批家属在外地而留校工作的研究生。 

在日后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中，我也是靠着这种精神一路走来。我这个人，一上讲台，立即思如泉涌，反应敏捷，甚至口若悬河，但平时为人一向低调，缺少竞争精神，从不夸夸其谈，从不想出风头。这固然使我失去许多自我表现与发展的机会，但科学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随着时间的流逝，才能看出脚踏实地和心气平和的可贵。王国维讲学术研究的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做任何事情道理都是一样的，务实最为要紧。我的课以思想性见长。1984年被学生自发地评为“最佳讲课教师”；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评选“十佳教师”，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遥遥领先，被评为十佳之首，后来两次在全校进行示范教学。今天我的课，听众里有本系、外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外校的博士生和教师，教室常常爆满。我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也与山西师院的这种踏实苦干精神有关。例如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1984年，我开始研究苏联哲学(苏联哲学是俄罗斯哲学的一个阶段)。为了对苏联哲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苏联时期最主要的哲学刊物((哲学问是亟》 (月刊)，从1947年7月创刊到1987年40年每一期都浏览了一遍，重要的文章还复印下来，作了摘译、笔记。在近10年里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读俄文资料，做了近20本读书笔记。1994年在莫斯科大学期间，有几个月每天在列宁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八九个小时，因条件所限，中间不吃饭、不休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相关成果不断问世，我的工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尤其是在俄罗斯，我的工作获得很高的评价，赢得了俄罗斯哲学界的尊重，至今已有8篇论文在《哲学问题》等俄罗斯最重要的哲学刊物上发表，这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 

1937年10月23日陕北公学开学，毛泽东题词鼓励学校要培养一批有理想、有志气又脚踏实地的人才：“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这一题词我最早于1966年8月其他同学到太原参加批斗王中青大会时，在留在学校的物理系卢福星同学处见到)山西师院培养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些年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除了个人专心致志以外，山西师院学生身上的那种质朴、勤奋，是主要原因，一如其他同学在教学中取得的成绩一样。我认为，山西师院人具有的这种精神，是一笔宝贵财富。有了这笔财富，只要目标明确，专心致志，不论从事教学还是从事学术研究，一定会有所成就。 

山西师院的质朴就是在我的学术观点中也有反映。我现在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方向，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是俄罗斯哲学，在俄罗斯哲学中主要感兴趣的又是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20世纪80年代初，我主要研究苏联哲学。苏联解体后，长期遭禁的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著作大量再版问世，我几乎立即对它产生浓厚兴趣。20世纪90年代初，我与以往一无所知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有了初步接触。那些俄罗斯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人与人相互倾轧、人对自然界无限榨取的现象提出激烈批评，把人和人的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的心灵的平静。他们的著作在我心中引起深刻共鸣。我从中看到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不人道现实的义愤，看到了今天陷入困境的人类文明的问题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理论有了新的理解。通过长期研究，我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这两个看似截然对立的哲学流派，在价值取向上实际是相通的。这一结论又影响到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像教科书上所说，只讲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运动及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它有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理论相比，它们在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王国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对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的认识不同。我的新认识既不同于教条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特别是与一味强调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的思潮有着重大区别。我之所以在近十几年来的学术研究中获得这样的认识，现在看来不是偶然的。作为山西师院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我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长期以来，我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一直怀有深刻的同情，对社会不公一直不能无原则地接受，对“发财吧!GDP万岁”这样的自由主义口号一直有一种本能的拒斥。我的学术倾向中有保守主义成分，而这种保守主义，在我看来，与5年的山西师院学生生活以及受其影响长期以来的低调人生不无关系。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山西师院的这种朴实、上进、奋斗的精神都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应该以此自豪。 

经过几十年的耕耘，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我的心里涌动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思想，恨不能每天有48个小时用来工作。我将继续努力，以期不辜负山西师院对我的培养。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母校，不会忘记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多数同学自毕业以后再没有见面，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朝气蓬勃。祝福你，我的母校!祝福你们，我的同学! 

作者简介： 

安启念生于1947年，山西省太原市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生化系。1973年调入山西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苏联、俄罗斯哲学研究与教学。现任中国俄罗斯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外籍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