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9年底到山西师范学院工作的。那时，我们的学校，虽说表面上破破烂烂，不像个大学，但所有来到这里工作的同志，内心都充满着活力。这种活力，蓄之既久，发必神速，形成了山西师大一个独特的亮点。2006年9月，我应邀到晋中参加晋商茶路研讨会，由于会场座位将我与山西大学高兆忠同志排在了一起，因此，有幸认识了这位“文化大革命”后，在中国首座省立大学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的领导。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我原来也在山大工作，所以一见如故。其间，谈到师大，他颇有感慨地说，“这个学校办得很有特色”。作为一位在省城大学的党委书记，能对远离省城、僻居临汾、历史又远较山大为短的学校，有这样的评价，应该是耐人寻味的。

我原来的确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并于1963年留校工作的。但我到师院工作，却不是从山大直接调来，而是从驻运城市的山西省地质干校调进的。在山大工作期间，我的导师张一纯先生是搞中西交通史的，著有《经行记笺注》。他通多种外语，而英文尤精。但我的4年大学生活，却是学俄语的。他认为搞中西交通，离开英语这个工具是不行的，所以要求我必须学英语。为此，我在当时山大外语系英语语音教授魏温蕴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学英语的历程，即使在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是带着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不间断地学习，以便将来在张先生指导下，能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然而为时不长，连续两年的社教运动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狂飙突起。我的导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我的梦想随之破灭。

不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2年首批工农兵学员进校，教材的需要遂被提上日程。当时，河北师范学院的苑书义同志，拟在京组织华北地区六院校编写近代史教材，于是，我于1973年应苑书义同志之邀，到北京参加六院校《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能够脱离狂潮，与志同道合的同人们一起，搞点本分工作，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三年时光，一晃而过。我们12位同志，愉快地合作，写出了三部书稿。一为《近代中国史稿》，一为《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一为《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除最后一部属内部印行外，前两部，一由人民出版社于1976年12月分上、下两册出版，一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尽管这些书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不能不带有时代色彩，但它毕竟还是以专业为主。

做本分工作，精神上固然愉快，但是，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就在1976年6月，书稿校样交人民出版社后，我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了。加上我的老母亲和爱人，7口之家，仅靠我的微薄工资，已经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恰巧，这时传闻地质局野外工作人员可以解决子女就业问题。于是，我在6月30日回校后，立即托关系向地质局方面了解，得知只要能请时任山大革委会主任的焦国鼐同志给地质局领导写封信，这事准能办成。焦主任原任副省长，分管计委，与地质局关系甚密，对于我的情况比较了解，由于他的帮助，我经过短短3个月的奔走，就于9月底，调到地质局，并被分配到其下属单位，即位于老家晋南，闻喜礼元的第二水文队办公室。在这里，不仅工资加了一级，粮票加了7斤，还有野外津贴，经济负担一下子减轻了许多，子女也有望解决。然而没过多久，随着“四人帮”的粉碎，高考的恢复，教师队伍突然紧缺起来。省里发文要教师归队，而省地质局也要在太原的鸣李办学。于是，以教师归队为由，地质局领导先把我调到本系统原驻运城市的省地质干校，进而把省地质干校从运城迁到太原的鸣李。我觉得，既已回到老家晋南，尽管还是两地分居，但毕竟近了许多。与其再次远距离分居，而且改行教学，还不如选择近距离分居，轻车熟路教历史。于是，我与已经调到师院政史系的几位原山大的同事联系，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先到师院上课，而后由师院人事处派贺力健同志，直接到运城市省地质干校办理调动手续。就这样，我于1979年11月到师院上了课。

既然归了队，就应在教育战线有所贡献。当时的梁文院长不愧是行家，在听取系领导对我的介绍后，很快解决了我的职称问题以及家属户口，使我彻底摆脱了后顾之忧。杜院长、郭书记等老一辈革命家，都能以大局为重，认真执行中央政策，使师院的安定团结在山西诸高校中首屈一指。后来的陶本一校长，事业心特别强，总想把山西师大办成一流大学。常说：“一所高校，能不能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有没有国家科研项目，不仅反映了一个学校在国家整个教育事业中的位置，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这正是山西师大当时的特色。如果把上述领导的行为举止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是懂行的领导，关心第一线教师的疾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二是强调安定团结，减少内耗，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宁静的环境；三是树雄心，立壮志，争创国内一流师范大学。我正是在山西师大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历史时期度过的。

为了能在归队后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在山西师大各位领导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做出自己的努力，我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在陶校长讲话精神的鼓励下，结合近代史教学的实际需要，针对过去中国近代史教学中重政治而轻经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批判多而继承少的这种偏向，根据我多年来所收集到的一些有关票号史料，想就晋商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坚持诚信为本、以义制利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予以挖掘和研究。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纪念晋商前贤的创造之功所必需，也是推动当代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需。为此，我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了“清末金融中心——平遥”这个课题。这是当时山西史学界，除乔志强先生的研究生行龙同志申报青年社科基金项目成功外，唯一被批准的最早的一个国家级的年度科研项目。它为我校乃至山西当时的社科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该项目从1989年5月18日填表申报，到1990年2月17日批回学校，前后长达整整9个月，可见，国家对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慎之又慎。为了不辜负学校和国家社科基金会的信任和期望，我于教学之余，不断地到平、祁、太一带调查，夜以继日地撰稿。到1991年底，便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完成了30余万字的《票商兴衰史》。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林言椒同志审阅书稿目录后，十分赞赏，并当即向该社近代史编辑夏良才同志推介。夏良才同志认为：从纲目看，焕然一新，但专业性太强，还是请经济出版社审稿吧，随即拨通了中国经济出版社的电话予以介绍。就这样，拙著《票商兴衰史》于1992年10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年底，我到北京出差时，根据基金会的要求，顺便把应交基金会的5本书交去。接收成果的同志说：“你们山西师大挺守信用，还专程送来。”我说：“不是专程送来，是我有事出差捎来的。”他笑着说：“能捎来，也是守信用嘛。有的地方，要还要不来哪。”此后，1996年，我们再次申报了“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平祁太经济社会研究”项目，该项目能够如期批准，并以5万元的高额资助，使我校乃至山西史学界的国家社科项目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大概和我们能守信用不无关系。当然，一项重点课题的申请能不能被批准，并不完全在于是否能按时交回成果，还要看你以前完成的成果质量如何。社会效应如何。在这里，我想把我主持完成的两项科研项目的成果在社会上的反响，如实地从各个方面的文章中摘录下来，作为汇报。

《票商兴衰史》出版后，先后有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南方的一些高等院校的近代史和经济史专业，都把它作为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港台的一些高校学者，也给予相当关注。一些杂志也开始发表评论文章。1994年，湖北财经大学金融系硕士生导师姚会元教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四期发表《再现百年票号风采——评介票商兴衰史》；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商学会副会长朱英同志，在《近代史研究》第一期发表《票商兴衰史的新探索》。两位都是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专家。两文都在指出拙著的错误、缺点和不足之处后，用不同的表述，不谋而合地说：拙著在“票号的起源”、“票号的性质与作用”、“票号的历史地位”以及“票号组织管理”，在重视“人”的观念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无疑是票号研究的又一力作”。它“将票号研究推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外，对拙著所反映的学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拙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作者穷十余年之功，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尽力做到立论有据，这种扎实的学风是很值得提倡的”。1995年，《票商兴衰史》获山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中国经济出版社根据读者的要求，对《票商兴衰史》出了第二版。200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提出，他们也想对《票商兴衰史》出修订本，请我修改。我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历时3个月，将新发现的材料补充进去。目前，修订稿业已校对完毕，交给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王灵善同志了。算起来，这就是第三版，也就是第三次印刷了。我想，以此说明它的社会效应，大概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除了接二连三地再版、印刷，和上述各杂志上的评论外，还有各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以及海内外学者的论著，对《票商兴衰史》和2002年5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平祁太经济社会研究”课题的成果，本人编著的100万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的征引与参考。比如，已出版的有：首都师范大学张桂萍博士的论文《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山西大学殷俊玲博士的论文《晋商与晋中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守恩的论文《晋商的神灵信仰》（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先后引用达40余次之多，都在引文注释和后记中作了说明。以首都师大的张桂萍博士为例，他说：“我是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探讨的。我在研究过程中，吸收并引用了黄鉴晖老师、史若民老师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达谢忱。”至于港台学者，如台湾元培科学技术学院助理教授宋惠中先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蔡志祥先生等，在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晋商研究·山西官商与官僚的非正式关系·山西地方节日与山西社会》中，除了对《票商兴衰史》和《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多处征引外，在讲到票号的起源问题时，还特别指出：“大陆学者史若民亦认为就票号的起源而言，可将汇兑事业追溯到唐代的飞钱。”山西大学博士生导师行龙同志，在《中国晋商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一文中也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商研究在国内再度升温，尤其在山西，形成了持续的晋商研究热风，可谓盛况空前，成绩斐然。这期间，晋商研究新作，竞相出版，蔚为大观者，主要有葛贤慧、张正明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史若民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和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料》及其增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这些著作以及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的汇集，为晋商和票号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又说：“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晋商研究更趋细化和深入，其视野和深度都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准确认识晋商提供了深厚的思想积累，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晋商的理解。”进而，就研究山西票号兴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针对以往论者，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语录，说票号是封建高利贷金融机构，其资本占有了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不改变生产方式，不发展生产力等，在政治上予以否定的情况，又举例说：“史若民在其专著《票商兴衰史》中，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发展及衰败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晰的梳理，对山西票号的业务情况、组织制度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肯定。”所有这些，都说明由我校承担完成的国家社科项目的质量，以及科研成果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随着晋商研究上升为一门十分火热的晋商学，学术界还出现了一个专门评价晋商研究的“晋商学术研究评介团体”，这是我对他们的尊称，也许我的理解和说法都不正确。他们是在省领导王昕、宋北杉、张少琴等同志的支持下，由省领导薛荣哲任主任的43位总编委和由原省史志院院长侯文正同志具体组织的由19人组成的专业研究班子。他们不仅把晋商的业绩、家族史料、行业史料、人物传记、商业建筑、文化遗址、研究历程以及相关图片等等，都予以整理、编辑，同时，还对研究晋商的学界同人们的著作及其贡献予以评价。鄙人侥幸名列其中，不仅在中国票号博物馆以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晋商》中绘影图形，更为可喜的是，我们“山西师范大学”几个大字，随之赫然其中。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绝不是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侥幸而沾沾自喜，倒是为我们的山西师范大学，能因此在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经常性地得到宣扬而感到自豪。因为在省内诸多高校中，在商贸方面，除山西财大是专业的研究院校外，非专业院校的研究人员，在中国票号博物馆里绘影图形，有放大照片者，只有山西师范大学一家。至于由上述专业研究班子写作，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120万言的《晋商文化旅游区志》，在收录和评论的18部论著中，就有我们山西师大人完成的两部，即《票商兴衰史》和《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两项国家社科项目的研究成果。如果除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行的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和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而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16部著作中，就有两部是我们山西师大人的作品。而《票商兴衰史》承蒙专家们的抬举，被排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并对《票商兴衰史》和《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两书中的内容作了全面介绍，对于两书中阐述的观点，都做了征引。并说：“史若民教授对晋商票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票号研究述略’一栏中，较具体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票号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8位专家学者”，其中对鄙人的介绍是：“史若民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他从事历史教学多年，在史学上有极高的造诣，他的研究成果为《山西通史·票号》、《票商兴衰史》。”对于上述评价，听起来固然顺耳，但实在是过奖了，说老实话，我是万万不敢承当的。不过，撇开我个人，仅就我们学校而言，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课题，其成果受到海内外关注，被《晋商旅游文化区志》总编委所赞扬，能为学校争点光，我就感到满足了。尽管这点光，实在是太微弱了。何况，它还是在国家社科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师大领导的关怀下完成的。为此，我能取得这点成绩，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会的支持，感谢师大各届领导对我的科研工作的鼓励与关怀。并愿以一首小诗，为学校祝福：

春雨润物细无声，烛光虽弱亮晶晶。

兼容扶持新思想，并包呵护幼芽生；

莫说萤火不足道，聚集亿万亦巨星。

长恨蜡炬有时尽，但愿师大万年青！

希望师大人，尤其是后来者，都能在为师大争光上下工夫。我们的师大，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国一流的师范大学！愿共勉之。

作者简介：

史若民，生于1937年，山西省万荣县人，教授。196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同年留校任教。1979年11月调入山西师范学院任教。曾任历史系主任。著有专著《票商兴衰史》、《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