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苏金坛人，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分配到晋南师专任教。当时晋南师专建校不足5年，我24周岁。弹指一挥间，45年过去了。当年一所很小的师专，如今成了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各级学位授予权的师范大学，我也由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作为师大发展历史的一个参与者，当五十周年校庆来临之际，我倍感兴奋和激动。我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成就为校庆增光添彩。这里我回顾一下自己45年来的足印，不过是向世人展示一个普通的师大教师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拳拳忠心。算是对校庆的献礼，也算是我对人生的一份答卷吧。
回顾我45年的教学生涯，首先想到的是晋南师专老一代教师对我的扶植。1962年我分配到晋南师专的时候，正值国家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各行各业正在全面调整压缩。全省5所师专撤去了4个，晋南师专是山西省保留的唯一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学校条件虽然差，但大家都倍加珍惜，全校教师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很多教师都是从中学挑选出来的尖子，他们富有教学经验，讲究教学规范，给青年教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表率作用。这些老教师对新来的年轻教师乐于帮助扶植。记得我第一次登台讲课，倪以还老师事先审阅了我的教案，帮我修改了若干不足之处，让我反复试讲。科主任阎宪康老师带领四五个老教师听了课，课后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给予了热情鼓励，也提出一些中肯的改进意见。此后我又听了不少老教师的课，其中有贾止净、阎宪康老师的《古代文学》，有倪以还、王震中、冯一健老师的《现代文学》，有余子谷老师的《文学理论》等。我从这些老师的讲课中获得了很多教益。这些教师都已作古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教学艺术、他们乐于扶助青年教师的精神品德，我永远不会忘怀。与我同时，或稍后一些来到学校的一批青年教师，正是在这样一群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关怀扶植下逐步成熟起来的。我们永远感谢他们，师大也将永远记住他们。
1962年前后，当我刚刚开始教学生涯的时候，教育战线上正深入进行教学改革。针对1958年以来的浮夸风气，教学上提出了加强“三基”的口号。所谓“三基”，是指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三基”相联系，又大力倡导“少而精”和精讲多练”。要求教师课要讲得精，讲得透，并运用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主动研究问题。对学生的作业要精批细改，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成了教学的基本准则和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下，加之老教师的示范影响，使我在教学上养成了“严”和“勤”的习惯。力争做一个受学生欢迎和好评的教师，成了我一生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在我45年的教学生涯中，给专科、本科、研究生各层次的学生都讲过课。与阎宪康老师合作，带过两届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是我的主讲课程，还讲过写作、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大学语文等基础课，开设过《楚辞》研究、古代诗词选读、辞赋选读等选修课。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达15年之久。
不管给哪一个层次的学生讲课，不管讲授什么课程，我从来不敢掉以轻心。讲课之前都要认真备课，熟悉教材，精心进行教学设计。就以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来说吧。为了对作品的字句、段落、结构、思想、艺术，做到了然于心，我不仅要熟读这些作品，达到几乎可以背诵的程度，还要把作品一字一句地抄写在稿纸上。很长一段时间是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字，写起来很费事。但在抄写中，可以慢慢咀嚼品味，可以发现原来不懂的地方，或者是未得深解的地方。然后再去翻阅工具书，研读有关参考资料，就能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把握，获得真知灼见，这样有助于在课堂上把课讲深、讲透、讲活。把所讲授的作品抄在方格稿纸上，字比较大、字距行距比较宽，看起来方便，便于作批注。稿纸的上下左右有较大空间，可以把需要提到的问题、观点和材料，提纲挈领地写在上面，讲课时眼睛一扫，便能把问题讲清楚。需要归纳总结的问题，简明扼要地列上几条，可以帮助学生把握讲授的要点，便于他们笔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像《离骚》这样的长篇，我先后抄写过多次。每次抄写稿上都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及说明。后来积累多了，我将它们分类建档。比如先秦文学，就建了《诗经》、《楚辞》、《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等卷宗。以后要讲哪篇作品，就翻检有关卷宗，拿出以前的讲稿看一看，并在前面的基础上，再加批注或说明。久而久之，单就古代文学的抄写讲稿就有一二十袋，堆积起来有数尺高。脂砚斋评点《红楼梦》说过两句话：“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我的这些抄本讲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讲好作品，还需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地探索问题。为此必须搞好教学设计。所谓教学设计，就是根据教学目的，确定教学的重点、难点，设计教学的步骤、方法，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探索问题，实现教学的预定目标。比如我讲《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一文，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分析冯谖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对他做出正确评价，并且把握这篇作品写人叙事的艺术性。我是这样安排教学的：首先简略介绍谋臣策士在战国时代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战国策》在刻画谋臣策士形象方面取得的成就。接着导入课文，叙说冯谖为孟尝君筑就“三窟”的故事。而后逐段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边阅读、边思考、边讨论。第一段，我问：冯谖投靠孟尝君后，曾三次弹铗唱歌，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待遇吗?他这样做还有什么目的?又问：冯谖若是个无能的人，他敢于一而再地闹情绪吗?文章这样开头有什么好处?第二段，写冯谖为孟尝君筑就“三窟”，是文章的中心所在，其中“焚券市义”一节，又是重点描写的情节。我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1)冯谖自告奋勇要到薛地收债，他学过会计业务吗?他这样做表现了怎样的思想性格? (2)冯谖向孟尝君辞行时，问：“债毕收，以何市而返?”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心还是无意? (3)冯谖到薛地收债，为什么去也匆匆，归也匆匆，两个“驱”字包含怎样的玄机?至于后“二窟”，文章用的是简笔。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冯谖为什么能运用外交手段，迫使齐王恢复孟尝君的相位?又为什么趁机要求立宗庙于薛?在逐段分析讨论之后，又让学生将冯谖与孟尝君进行比较，评价这两个人物才识能力的高下，从而让学生领悟孟尝君对冯谖的陪衬烘托作用。通过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讨论，冯谖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精明干练的思想性格特点，以及作品在刻画冯谖这一人物形象上的艺术成就，学生就获得了十分具体深刻的认识，达到了教学的预期目的。如果按照传统的讲法，一段段疏通文字，逐段讲述它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最后再归纳总结，当然也未尝不可。但这样讲法显得支离破碎，又难以摆脱教师唱独角戏的沉闷局面。如果讲课伊始，便直接提出教学目的所涉及的两个问题，让学生去思考讨论，学生会感到无从入手，也不会有多大兴趣。我所设计的一系列问题，都紧扣人物的言论和行动，很具体，很实在。这些问题往往不被学生所注意，一经提出就会引起兴趣，激发学生去思考、去讨论。这些问题又是围绕教学的重点、难点提出来的。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对冯谖这个人物的认识也就深刻了，文章叙事写人的艺术性也就领悟得深切了，教学目的也就达到了。进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关键在于教师必须熟悉教材、吃透教材，并在此基础上精心地搞好教学设计。这是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的。古代苦吟派诗人用“吟稳一个字，拈断数根须”两句话，形容他们锤字炼句的甘苦。我觉得搞好教学设计，把课讲好，也是这样，非得呕心沥血、煞费苦心不可。
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教学语言的锤炼是必不可少的。我是苏南人，从小说的是吴语，到山西来教书，语言是一大障碍。开始教书的时候，学生反映有些话听不太懂。我便注意听电台广播，练习普通话，纠正自己的发音。后来基本上也就可以用普通话讲课了。尽管还带有一点南方口音，但学生听课已不存在什么障碍了。当然仅学会用普通话讲课是不够的。教师的语言应当简洁流畅，干净利落，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还应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不能念讲稿，背教材，叫人听起来感觉呆板乏味。教师讲课要能像好的导游那样，指点江山，把旅客引入胜境；要能像好的解说员那样，侃侃而谈，历历如数家珍；要能像好的律师那样，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要能像好的演员那样，字字句句打动人心。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几十年来我努力这样做，但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很远。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各种会议很多，我利用开会发言的机会，有意识地锻炼即席讲话的能力。有些同事笑话我书生气十足，发起言来一本正经，有板有眼，像做文章似的，殊不知我是利用发言的机会，磨砺我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讲课也可以锻炼口才。我曾多次在家中面壁讲课，反复琢磨怎么把意思表述得更准确，更简洁，或者更有感染力。有时为了一个提问，几句点拨，或一段归纳总结的话，往往要斟酌多次，直到觉得满意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磨炼，我的教学语言受到师生的好评，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记得我讲《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段，学生们似身临其境，感受到宴席上剑拔弩张的气息，为项羽坐失良机而扼腕叹息；讲屈原《离骚》，学生们被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崇高人格所感动，作品中的字字句句仿佛都在撞击着他们的灵魂；讲《孔雀东南飞》，女同学被刘兰芝的悲剧命运所感动，听着听着不禁抹起泪来。这些年来历届中文系毕业生来校参加校友联谊会，他们说起当年我讲授作品的情景，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一位上海某高校的校友，也是教古代文学的。他说他不但学我的教法，还学我的语态、语调，连板书也学我的竖行直写，觉得看起来有飘逸之感。有几位当官的校友说，当年学的那些文章已经淡忘了，但老师出口成章的讲话艺术，我们忘不了，这使我们受益终生。80年代初，中文系教师王光龙、李德龙到华东师大进修，回来深有感触地说，以前老觉得山西师大很土，水平不高，想到名牌学校开开眼界，后来发现那里一些教师讲课不怎么样，还不如我们的李老师讲的精彩呢!他们的话，也许有恭维的成分，不能当真。不过有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名牌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在学术上造诣深，著作多，但教学上花的心思不多，讲课比较随便。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对此深有体会。我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是因为我把心思都放在教学上，献给我的学生们了。这是师范院校教师不同于综合大学、名牌大学的地方。
在山西师大，把心血都献给教学，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比比皆是，不在少数。记得1984年夏天，山西省新闻出版和广播系统五六百人，来山西师大进行培训和考核。中文系承担了这项任务。当时给他们讲课的有：林清奇、张明健、段登捷、潘家懿、傅毓钤、张钦尧等。我有幸参与其中，承担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讲课任务。这次培训讲课，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参与培训的学员说：“没想到山西师大中文系有这样高的教学水平，教师队伍这么整齐，恐怕山西大学中文系也未必能比得上。”这些人在山西舆论界有很大的影响力，由于他们的广为宣传，山西师大中文系当时名声大振。当年省教委把中文专业自学考试主考权交给山西师大，与这次培训讲课的成功大有关系。它不仅为我校在自学考试、函授教育等方面打开了局面，也为我校在全省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我为自己能参与这次培训讲课引以为荣。重提此事，也是借以怀念与我共事的那些亲密战友们。
几十年来，我在教育实习、毕业论文指导以及函授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等方面也从不马虎。每次教育实习，我都要认真钻研学生们要讲的课文，每篇课文都要弄得很熟，并细致琢磨每篇课文的教学设计，就如同自己登台讲课一样。每次教育实习，少则带五六个学生，多则带一二十个学生。每个学生至少讲两篇课文，所以每次实习我要认真钻研20多篇课文。中学的语文课本经常变动，很多课文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必须先当学生，再当老师，这样才能给学生以切实有效的指导，帮助学生上好第一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实习的学生更辛苦，下的工夫更多。我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每个学生都要试讲几次，每次我都要提出改进意见，从对课文的理解把握、教学的步骤方法，到教学用语和板书设计，一点也不放过。实习期间的日日夜夜，就像领兵打仗一样，经常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从1963年春天第一次带学生到临晋中学实习，到1998年退休前夕最后一次在临汾一中实习，没有一次不是如此。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从选题、拟提纲到初稿、二稿，我都要同学生讨论，提出意见，让他们反复修改。那种敷衍了事或拼凑抄袭的所谓论文，在我手下是蒙混不过去的。对待函授生、自考生的毕业论文也是这样。一篇论文从提纲到定稿，总要给他们写三四次信，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写一份指导意见，有时得写几页纸，花半天工夫。学员们看了这些信很受感动。他们感慨地说，如果老师们批改作文都这么认真细致，对学生的帮助该多大啊!函授教育也是这样。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永济面授《中国文学史》，讲课完毕，给学员布置了一百几十道思考练习题，要求学员平时一边阅读钻研教材，一边做读书笔记，完成作业题。半年之后交上读书笔记和作业本，经过检查考核方能参加考试。后来全班三四十个学员交上的作业厚厚一大捆。有的学员写了厚厚三大本，少的也有两大本。中文系负责函授教育的翟维奇同志告诉我，教育部派人来我校检查成人教育时，翻阅了这厚厚一大捆作业，十分赞赏，给予了表扬，说我们山西师大的函授教育搞得扎扎实实，教学质量信得过。
作为一个高等院校的教师，需要肩负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上面我较多地谈了我的教学，因为教学是教师最主要的职责，我也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在科学研究方面我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不过也还写了些东西，从某种角度看，写的不算少，也不算差，有些东西还得到过社会的关注和好评。我写的东西大都与教学有关。我写的作品讲析、赏析文章很多，除在《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发表的外，其他刊载在各种赏析集和赏析辞典中。其中如《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关于曹植《名都篇》的赏析，《陶渊明诗文赏析集》(巴蜀书社)中几首陶诗的赏析，都曾获得好评或奖励。此外，《古诗鉴赏辞典》、《汉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辞典》、《诗词曲赋鉴赏词典》、《元曲鉴赏辞典》、《清词鉴赏辞典》、《古代民歌鉴赏辞典》、《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历代诗鉴赏辞典》、《历代词鉴赏辞典》、《中华诗词鉴赏辞典》等书中，都载有我的赏析文章。我还参与编写了一些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其中有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的《写作知识》（山西人民出版社），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陕西人民出版社），90年代出版的自考教材《古代文学作品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教学参考书有《初中三十六篇语文赏析》（山西人民出版社），《中文自学手册》（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也写过一些，如《略谈赋比兴》（《山西师院学报》）、《我国古代关于形象思维的探索》（《语文教学通讯》）、《关于韩子诗解说的商榷》（《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论橘颂创作背景》、《招魂创作背景研究》（《山西师大学报》）、《关于琵琶记的再评价》（《中华戏曲》）等。另外，《关于古代文学教学探索》一文，先是刊载在《山西师大学报》教育版，后经修改，又载于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曾宪梓获奖论文集》中。此文一再被各种名目的学会评为优秀论文。不过，总起来论，学术性论文毕竟太少。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部像样的个人专著。最近一年来，我研读《论语》，准备撰著一两部既有学术价值又适宜面向广大普通读者，尤其是面向青少年读者的论著，为弘扬传统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尽一份责任。以前因忙于教学及其他事务，未能集中精力著书立说，常引以为憾。现已年逾七旬，精力已衰，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不知老天肯让我如愿否?不管天意如何，我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45年的历程中，还有两件值得回忆的事，一件是担任《语文教学通讯》兼职编辑的5年经历，一件是退休后担任学校教学指导工作的8年多经历。
1977年底，陶本一同志开始筹办《语文教学通讯》，向我约稿，并请我当兼职编辑，主持古代文学教学栏目。当时被聘为兼职编辑，主持其他栏目的还有冯一健、王宗礽、傅毓钤等人。我们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办刊的方针，组稿的计划，以及扩大刊物发行量的办法等等。刊物初创之时稿源缺乏，我们还得亲自为刊物撰写文章，先把刊物的门面支撑起来。记得1978年第一期刊载了我的《谈曹操的两首诗》，第二期刊载了《我国古代关于形象思维的探索》，第三期上又刊载了《范进中举讲析》。这些文章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不少中学教师把它们当做难得的教学参考资料。《范进中举讲析》一文，被选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所编的《中学语文讲析》一书。后来发表的《岳阳楼记讲析》，被选入江西赣州师院所编的《古诗文讲析》一书；《读项脊轩志》被上海教育出版社收入6古代文学名篇赏析》一书。陶本一同志是一个很有组织才能和活动能力，又很富于开拓精神的人。在他的苦心经营和编辑班子的共同努力下，《语文教学通讯》很快打开了局面，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赢得了普遍好评。
随着《语文教学通讯》知名度的提高，发行量的扩大，稿件纷至沓来。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中学教师的教学心得、课文分析、教学设计或疑难问题的探讨、争鸣等文章，也有一些语文界的专家学者的文章寄来。审稿、改稿的任务也就越来越重，往往要从数十篇文章中挑选出三四篇符合要求的稿件，或作必要的删改，或润色其文字，工作量是很大的。刊物创办初期，经费相当困难，兼职编辑的报酬每月10元，过了一两年之后增到15元。发表一篇文章也不过一二十元钱，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从来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在搞好教学工作之余，挤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把精力扑在刊物的编辑工作上。
担任兼职编辑期间，我曾几次参加国内的语文研讨会议，也曾奉命赴外约稿。1980年前后，我随同陶本一同志到上海参加了全国中学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聆听了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关于“语文天生重要”的讲话，见到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张志公，著名作家吴伯箫，还有许多影响很大的中学特级教师于漪、钱梦龙等人，听取了他们关于语文教学的精彩报告。两年后，我又随同陶本一同志到福州参加了第二次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再次见到了国内许多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卓有成就的前辈和后起之秀。后来我又奉命赴连云港参加了江苏省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我广泛与代表们接触，向他们约稿，与他们交朋友，为扩大《语文教学通讯》的影响做了不少工作。我还曾与靳保太同志一道出席了江苏省第二次中学语文研讨会，会后又到苏州、杭州一带拜访了一些语文界有影响的人物，向他们组稿，并建立长期联系。在工作之余，我们顺便游览了太湖、西湖等名胜，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经过几年努力，《语文教学通讯》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国内几家语文刊物中挤到了排头兵的位置。它为后来《语文报》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84年以后，《语文报》的影响超过了《语文教学通讯》，于是便以《语文报》作报社的名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年从中文系毕业生中选留助理编辑，让他们协助兼职编辑承担组稿、审稿、编稿的任务，经过几年锻炼，他们都已成熟，可以独立工作了。到了1984年，兼职编辑全部退位，我的兼职编辑工作也就结束了。
《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报》的相继问世，并享誉海内，极大地提高了山西师大的知名度，使我们这所地处偏僻的地方院校成了国内几乎无人不知的一所大学。《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报》的创办，对山西师大的发展来说，可谓功莫大焉。每想起自己在这个事业中也曾付出过心血汗水，甚感欣慰。这也算是我在山西师大留下的一个值得怀念的足印吧。
1998年退休，承蒙校长侯晋川和教务处长周作胥的信任，聘我担任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任文科组组长，直到2006年下半年卸任，历时8年多。我与文科组同人李孟存、马维国、严文杰、晁增寿、赵世泽、冯兰英等先生团结合作，群策群力，在教学指导、教学考核、教学评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广大教师和各级领导的赞誉。这是我退休之后教学生涯中一段新的历程。它让我有机会发挥余热，为山西师大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文科组的同志对教学指导工作都十分尽心。每年职称评定，都有几十位教师需要教学考核，我们不仅要听课，检查教案、讲稿，审阅教学研究成果，还利用听课考查的机会与这些教师讨论切磋讲课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改进提高。20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后，教师短缺，每年要引进数十名新教师，教学指导组都要参与考核。求职的人有时来得多，就要上午、下午连轴转，一个个地听课，一个个地答辩。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需要提出不同专业范畴的问题让他们答辩，才能较好地测量他们的专业基础和教学能力。我们事先又不知道应聘者学的是什么专业，试讲的课目是什么，我们无法事先做准备，需要临场提出考核答辩的问题。所以每次应聘求职的考核，我们都处于思想高度集中高度紧张的状态。尤其是我，作为文科组长，责无旁贷，要主持答辩，并作为主要的提问人和评判者，听课和答辩过程中一分钟都不敢松懈。我之所以如此认真对待，一是不让应聘者滥竽充数，为学校的师资质量把好关；二则是让应聘者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山西师大对教师的要求很高，聘用之后必须好好努力，不断深造提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每次应聘考核都十分认真严肃。有时应聘的人来的多，考核的时间长，脑子长时间处于亢奋紧张状态，晚上我往往无法入眠。再说2004年我校接受教育部评估，有大量工作要做，前后一两年时间忙得不亦乐乎。用当时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李忠康的话来说，大家都要准备掉几斤肉，脱几层皮。我们教学指导委员参加了评估准备工作的全过程。学校通过评估，被评为良好等级后，侯晋川校长设宴款待学校各部门的领导及参与教学评估的有关同志。当侯校长举杯走到我们面前表示感谢时，我十分激动，因为学校领导没有忘记我们为山西师大贡献的绵薄之力。
平时的教学指导工作，我们从来没有放松过。文科各院系中青年教师的课，我们全都听过，有的还听过三四次。每次听课，我都作较详细的笔记。课后都与讲课教师交谈切磋，指出其长处和短处，就讲课中出现的观点、材料和倾向问题进行探讨，纠正其不当或错误之处，尤其是在教学方法、教学语言、板书设计等方面，都尽可能地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改进提高。我和文科组的同志还经常向各院系主管教学的院长、系主任及教研室主任通报听课情况，与他们共同研究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我都要以文科组的名义，写一份教学指导工作总结，汇报一年来文科教学的基本情况，评介文科教学改革的新进展，探讨教学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意见。在教学指导工作汇报材料中，我特别注意评介在教学改革中勇于探索创新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些中青年教师的教学，希望借以引起学校各级领导的重视，让这些教师更快地脱颖而出，对全校的教学起到更大的带动作用。每次写总结报告，我都要翻阅平时的听课笔记，对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归纳，加以细致剖析，力求做到准确中肯，实事求是，文字也注意斟酌推敲，可谓颇费心思，写一份总结报告往往要费数天时间。我那一本本听课笔记、一份份总结报告的底稿或复印件，我还珍藏着，那上面凝聚着我的心血，寄托着我对山西师大美好前程的殷切期望啊!
我在山西师大辛勤耕耘了45个春秋，献出了我的青春，乃至一生，我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我由一个农家子弟成了大学教授。我曾多次获得学校和省级的奖励，获得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1993年还获得为全国师范院校而设的首届曾宪梓奖。我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我感谢山西师大为我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我感谢所有关心、爱护和帮助过我的人。
45年的教学生涯，使我深感生命的充实，生命的价值。我将永远珍惜和怀念45年教学生涯所留下的一串串浸透心血和汗水的足印。
作者简介：
李春芳，生于1938年，江苏省金坛市人，中共党员，教授。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晋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93年荣获首届曾宪梓教育基金奖。1998年退休后任山西师大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文科教学指导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