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文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简称，它是马、恩、列、斯、毛、邓等经典作家论述文艺问题，全面研究人类对世界艺术掌握和文艺发展规律性的科学。我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文艺思想的研究上。

马列文论是我的科研主攻方向（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其他论题的仅占1/3）。之所以选定这个目标，一是我的理想信念决定的；二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给中文系本科生讲授马列文论课。说实话，一开始也没有多大的野心，想要搞什么研究、著书立说，只是应付教学，讲好课。因为这门课在上学时只听过选修课，也没有教材，仅留下什么“拉萨尔”的印象，即马恩分别给拉萨尔的信。我只能从头做起，边学边教。没有合适的教材，就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上、下册，对近30篇代表性论著作注释、写时代背景。为了弄清每篇中涉及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历史人物和事件、文艺观点提出的背景等问题，翻阅了大量资料，在充分吸纳最新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改写、新编的注释占到半数以上，且比同类教材增加了1/3，便于学生阅读。同时还把对马恩的一些篇目的串讲和每篇的内容分析写成讲稿。对文本下的这番工夫，为科研奠定了学养基础。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理论多有疑问，自己讲解也不很理想。于是决心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列为一个课题展开研究。

先考察文论界对它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将了解的情况写成综述性论文《我国对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研究的概况》，把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概括了每个阶段的特点，最后指出目前正在争论的问题。我校学报1979年第4期发表后，1980年2月20日被《光明日报》转摘。寒假里，我订的《光明日报》还未拿到，是学报主编尹世明拿着报纸来到我家转告这一消息的。他还说这是学报首次被《光明日报》转载，已向校领导汇报了。看来他比我还要兴奋。年过八旬的周波老师当时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至今提起这件事，她还记得是在《光明日报》左上角发的。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文艺理论》1980年第4期转载。又被中南八院校《文学概论教学参考资料》上册、文化部党校《教学参考资料》等4部书收入。引用处就更多了。为此，1980年科研处发了第六期“专题简报”，进行介绍和表扬。

这篇文章的发表和转载，是“不平衡关系”理论课题研究取得“开门红”的成果，使我深受鼓舞，增强了信心。同时，也使我国文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讨掀起了一个小热潮。

1981年在黄山召开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时，有30多位教授、学者递交了关于“不平衡关系”理论的论文，我的是《试论不平衡规律的普遍性》。我们这些人被分在一个小组进行专题讨论。在讨论中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关系”揭示的究竟是什么规律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在论文中已可看出，而到会上竟然演变为剑拔弩张，甚至人身攻击的地步。有人认为是绝对的普遍规律，有人认为是个别的特殊规律。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我发言说：“不平衡关系”揭示的既不是普遍规律，也不是特殊规律。“它是一个客观规律，在它本身范围内，是普遍规律。但和其他各个领域相对而言，它也是特殊的。”我的意见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国瑞还说，我的论文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关系”含义的阐释中“一定的”一词作了新的解释。我的意见在年会“简报”和《文学评论》（1982年1期）发表的年会综述中都是作为第三种观点介绍的。《试论》在学报发表后，人民大学《文艺理论》（1982年3期，这是一期关于“不平衡关系”理论的论文专刊：转载10篇论文，该刊已转载过的6篇存目中有我的2篇。一校一人3篇者仅我校一家）转载、北京文艺出版社《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一书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刊《马列文论研究》第五集摘要。接着又发表了《不平衡规律特殊性初探》一文，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述。我的这些论文都是先在课堂上讲，然后修改发表。学生听后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找我交谈，记不清是哪届的两个学生还合写一篇论文发表在《吕梁教育学院学报》上，阐述他们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对“不平衡关系”课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10篇论文，198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不平衡规律新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不平衡关系”理论的含义、表现形式、产生原因等问题的专论，也是我系出版最早的学术著作之一。它对以下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不平衡关系”含义做了新的阐释；首次提出“不平衡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构成部分的看法；对其规律的性质提出了第三种观点；第一次把“不平衡关系”表现形式概括为四种；论述了两种文明不平衡现象产生的原因，把“不平衡关系”理论研究拓展到新的领域；第一次对艺术领域内不平衡规律进行了全面探讨。正如程继田教授在书评中所说：“正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阵高一阵的‘反思’浪潮中受到冷遇、嘲弄、排斥时，我省中年文艺理论家孙铭有却数年如一日，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并以自己的实绩将我国对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其研究成果应受到注意。”（《批评家》1989年第6期）该书出版后，《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广西社科院《社会科学探索》、《批评家》、《山西师大学报》、省电大学报等报刊纷纷介绍并发表评论和商榷的文章。书中有4篇论文被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转载。《谈谈研究“不平衡”规律的意义》一文，荣获1985年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文艺理论二等奖，学校颁发嘉奖令。该书荣获1995年山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一等奖。

对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研究起因于对恩格斯文艺典型观的探索上。1885年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评论她的长篇小说《旧人和新人》时，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观：“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文论界对此十分重视，凡讲到典型问题时无不引用它，甚至还发表了不少专论，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都有充分论述，但遗憾的是都没有涉及“每个人都是典型”的内涵和要义。这在教学中不加解释也可以搪塞过去，然而我总想把它探讨出个究竟，给学生交代明白。

早在1978年发表的《谈谈话剧“丹心谱”反面人物的塑造》一文中，我引用了上述恩格斯那段话后说：“这里所说的‘每个人’，就是指一部文艺作品中描写的所有人物，即各阶级、阶层人物；主要、次要人物；先进、转变人物；正面、反面人物都应该是典型，也是一个‘这个’。”一句话，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人物都是典型。当时只是为了说明反面人物也是典型，而对这个解释未能展开论证。它是否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和创作实践，如何面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少数典型论”的挑战？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查资料、找论据，向俄文、德文翻译家请教，与教研室同人交流，直到1986年才撰写出《试论“每个人都是典型”——对恩格斯“典型论”的新看法》一文，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文学创作规律的新发现”、“提高文学创作质量的标志”等方面的论述，证明我的解释是科学的。在课堂上讲后，学生反映说论证充分，说服力强。特别是探索研究过程，对他们搞科研和写论文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学报发表后，《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新论点丛书》《文艺理论论点选编》中，都以副标题为题摘要。

这篇论文的撰写，促进了我对恩格斯文艺思想的深入研究。经过研读有关论著、传记、资料，写成3万多字的《恩格斯文艺活动年表》。在这期间，我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论虽然是马恩共同创立的，他们文艺思想有许多共同点，但恩格斯也有独特的贡献和不同于马克思的风格特点。而我国文论界却还没有一部专论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著作。当我读了英国著名学者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后，就设想写一部类似的研究恩格斯文艺思想的专著。1991年申报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科研项目，由我牵头，唐长殿参加。分工是他写《诗人毛泽东》，我写《恩格斯文艺思想论》。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更加明确了。阶段性成果是以论文的形式先期发表了《恩格斯民间文学论》（《山西民间文学》1992年第5、6期连载）、《论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学报1994年第2期，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同年第6期转载）、《论恩格斯文艺起源观》（《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4期）等。1995年底完成全书的撰写任务，第二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恩格斯文艺思想的专著。全国著名马列文论专家陆梅林在书评中认为它有两大特点：其一，论述的系统性强。本书11章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第二部分讲述他的文艺思想基本特征。通过与马克思文艺思想相比较，揭示了恩格斯考察文艺现象独特的视角和论述方式及其风格。这是全书的总论部分。第三部分则讲其具体内容，分章论述了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文艺典型、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民间文学、悲剧理论、文艺创作、文艺发展、文艺批评等专题，这是恩格斯文艺思想精髓所在。第四部分为“恩格斯文艺活动年表”。“切不可小视年表，这是研究恩格斯文艺思想必须具备的基本资料，是不可缺略的。”这也是国内外文论界的首次，条件允许是可以单独出版的。“其二，在论述恩格斯文艺思想上有新的尝试，且富于创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并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指出各个阶段的划分标准、基本内容和特点。关于民间文学思想，特别是他对民间文学的意义及其作者等问题的看法，也是第一次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关于文艺起源的时限问题，认为文艺是与人类同步产生的，具体时间定在1400万年前到300万年前，并指出恩格斯关于各类艺术产生的不同时期。这在过去的研究中也是少见的。改写了长期以来所谓文艺起源于四、五万年前的观点。此外，对恩格斯文艺典型、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作了新的归纳，对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辨析，“这都是可贵的”。他还评价说，它“是20世纪90年代在马列文论园地中绽出的一枝瑰丽花朵”，“孙铭有同志是一位可尊敬的学者”。

这本书出版后，《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等报刊介绍，省电大学报、《马列文论研究》分别转载“文艺典型论”、“文艺批评论”两章。内蒙古师大将它作为文艺学研究生教材。《中国文化报》1996年4月21日发表陆梅林书评《富有创见的概括和归纳》，省电大学报1997年第2期发表书评《盛开在马列文论园地的一枝奇葩》。荣获1997年山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一等奖、师大科研成果一等奖。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5篇论文的撰写上，其中3篇值得一提。1982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吕林《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问题——兼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原则和特征》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依据”，因此，“应当像也曾长期坚持过的工、农业上以什么为纲等口号一样，予以根本放弃”。这是在批判极“左”思潮时把正确的东西也批掉，将文艺问题与工农业生产等同起来的范例。我撰写了《也谈“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一文，从“两种创作方法‘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结合吗？”“‘两结合’创作方法是‘大跃进’的产物吗？”“‘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运用能否造成‘消极后果’”等方面，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吕林的错误观点，充分论证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他的错误观点遭到广大文论家的批评。我的论文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来稿综述》中摘要。后交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的第一部分发表在1983年第4期学报、第二部分发表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3辑（1984年）、第三部分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学海探胜》一书。直到1999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马列文论新探》才全文收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论界在讨论我国文论发展起点问题时，有些人认为我国还没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要从头做起。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于是撰写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起点》一文，从产生、内容和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论证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这就是中国文论发展的起点。应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另搭台子重唱戏的问题。这篇论文于1988年学报发表后收入《中国改革与发展战略经典文库》，关于没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调才销声匿迹。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中文系分管科研的副主任郭望泰让我给学生做一场学术报告。我把对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研究的结果，撰写成《试论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一文，导论部分描述了毛泽东文化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主体部分从文化本质论、特征论、发展论、管理论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将近2万字。同年12月26日，学生听了报告反映良好，一位数学专业硕士生听后对我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经过修改，1994年初把稿子寄给《文艺研究》。不久，就收到责编回信，说稿子很有见地，决定留用。同时还寄来他的名片，说可以直接与他联系。我立即给他发信，希望争取尽早发表。大约三周后，稿子被退回来了。责编在信中说，他认为稿子不错，而主编却有不同看法。主编一锤定音，没办法。要我赶快给别的刊物发。我根据他的修改意见，把稿子压缩到一万两千多字，分别发给国家教委主办的《高教理论战线》、上海社科院《毛泽东邓小平研究》。前者以《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为题于同年第6期发表，后者以原题载于1995年第1期。前者按时寄来样书，后者发表的消息是政法系一位订该刊的老乡转告的，迟迟收不到样书，也不敢索要，怕人家说咱“一女嫁两夫”。直到1999年向省里报奖时，想把它作为反响材料，才不得不向编辑部打电话。没料到接电话的人却说对不起，她把我的通信地址弄丢了，几年了稿费和样书无法寄出。很快收到了样书和比较丰厚的稿酬。该文荣获1999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奖、师大科研成果奖。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看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辉煌的成就，但同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的研究不搭界；美学、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文论与哲学、历史、宗教、道德等相关的文化研究，也缺乏联系。再如我国文论发展究竟走一条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论的更大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审美文化研究室组织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论展开研讨工作，企望走一条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汲取精华，总结我国文艺实践经验，经过美学的蒸煮，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道路。以此为目的我主编了《文艺理论研究》丛书，9人撰写8部学术著作，计205万字，其中我撰写《马列文论新探》。丛书于1999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予以介绍。全国著名文论家、北师大教授、博导童庆炳在《中国文化报》（2000年6月15日）发表题为《春意姗姗来迟——推介〈文艺理论研究〉丛书》、《山西日报》发表题为《跨世纪的文艺理论》、省电大学报发表题为《跨世纪文艺理论研究佳作》的书评。丛书的出版为申报文艺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我对马列文论的研究，大致上了三个台阶：撰写学术论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出版学术专著（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编《文艺理论研究》丛书（90年代末）。这是一个不断学习探索、积累经验、提高发展、渐进成熟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要搞好科研除能吃大苦耐大劳、稳坐冷板凳外，还要做到：选定了科研目标，坚持不懈；在实践中碰到问题抓住不放，给以科学总结和回答；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同时也离不开各方面伸出的援助之手。我不会忘记出版《新论》一书时，在文科教学科研处处长段登捷老师的努力下，陶本一校长批准从“校长基金”中给予资助；“丛书”出版是系主任卫灿金批准借资、分管校长武海顺批准科研处资助的。还有教研室同人的协助和支持。实际上是学校和中文系为我的发展提供了平台，是山西师范大学成就了我。

作者简介：

 孙铭有，生于1940年7月，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6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73年3月调入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曾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委会文学理论学科组评委、山西师大学报编委。先后发表论文50多篇，1985年曾获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出版学术专著3部。荣获省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著作一等奖两项。主编《文艺理论研究》丛书一套，8部学术著作，计205万字。发表散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