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秋，祖国大地在经受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后，虽然到处仍呈现出荒凉颓败的景象，却隐约可见蕴藏着的蓬勃生机。好似经历了严冬之后，处处透露出一股春的气息。

这一年，我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结束了5年艰苦的学生生活，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学校按照我的第一志愿（服从组织分配），把我分配到了谁也不愿意来的山西，在太原等候了一个月后，我有幸被分配到了山西生活条件最优越的所在地晋南师专工作。我虽然不乐意当教师，但从当时的形势来说，能到高校工作，心里当然高兴。所以，省人事厅宣布分配结果的第二天，我就与一起分配到师专任教的从暨南大学毕业的曾顺旺老师乘火车来报到。从临汾车站下车后，刚出站门，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就喊，到晋南师专的同志有车接。我们随着他的指引来到一辆拉货的马车前，他说，这就是接你们的车。我俩都出生于南方的农村，从来没坐过这样的交通工具，但仍高高兴兴地上了车。马车在坑坑洼洼的一条通往城外的乡村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我们的心却急于想早点见到那即将生活、工作的地方。道路两旁见不到楼房，放眼望去只见一片片还未成熟的庄稼地，偶尔出现一两座村庄。我想学校在城外也好，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颠颠簸簸地走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见到了学校。下车后，教育处的同志非常热情地帮我们搬行李，安排住处，心里觉得暖洋洋的，根本就没心思观看校园的景象。待安顿好后，我出房外一看，才清楚这只是刚建不久的新学校。整个校园中只有两幢三层楼房，一幢是文科教学楼兼图书室，一幢是理科教学楼兼学校办公室，还有一个学生食堂兼礼堂，其余十几排平房算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了。校园中间还有大小不等的几块庄稼地。望着那绿油油的玉米地，闻着那土墙边花椒树散发出来的花椒味，我感受到了一股生机蓬勃的气息。尽管校园简陋，和南方的一所中学差不多，但新到一个地方，又是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我还是觉得那样新鲜，非常珍惜的。

这一年，晋南师专新招进了30多位从全国著名高校毕业的教师，几乎相当于原有教师的总和。我清楚地记得老校长在召集我们这些新教师开会时说的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学校的未来就全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又都想在新的天地里有一番作为，谁都会被老校长的热情与期望所感动。我深信，只要是好种子，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好环境好条件当然可以使人顺利成长，但环境不好条件较差的地方，更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促使自己奋发向上，用自己的毅力才干去创造新的环境，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做出同样的，甚至是优于他人的成绩。

火热的激情，共同的理想，紧紧地把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的年轻人拧在一起，无论是北师大的、华东师大的，还是全国其他高校的，都没有自视清高、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神态，都只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我们都认真虚心地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老教师们也耐心地认真批改我们准备的教案。我们这批年轻人之间更是互相帮助，勤学苦练。每天清晨起来，大家就在空旷、宁静的校园里跑步、做操、朗读外语。白天翻阅资料，晚上准备教案，没有一个贪玩、睡懒觉的。我们只想认真教好每一堂课，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和生活。

1964年，也就是我们来的第二年，晋南师专更名为山西师范学院，更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大家都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争取更优异的成绩。可惜紧接着而来的下乡参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我们的梦想，扼杀了我们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耽误了我们美好的青春。

二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教育部门更是重灾区。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被迫关门，学生不能上课，教师没有了三尺讲台，图书馆的图书和教师们书架上的资料都无人问津，连校园也被人占领。我们被挤到了临汾一中，与临汾一中、临汾师范学校三个学校住在一起。许多同我们一起来山西执教的各著名高校毕业的青年教师们纷纷自找门路，返回各自的家乡了。仅中文系就先后走了10余名，占20世纪60年代初来校工作的教师的一半还多。剩余的教师们除参加那些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斗争”之外，根本无事可做。当时，我也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为由向学校递交了调回四川工作的请求。

之后，党中央决定恢复各高等院校的教学活动，学校又有了新的生气。我们这批刚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就被剥夺了教书权利的年轻人，尽管当时已快到中年了，仍怀着饱满热情，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建设一个新的高等院校的工作中。

由于要招收新的学员，原来的校址又不可能要回来，经上级决定，我校将原临汾师范学校作为新校址。刚搬来，整个校园没有一幢楼房，全是破旧、矮小的平房，高一块、低一处，连一处像样的操场都没有。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员工的会议，也只能在那两棵大梧桐树下。为了适应学校发展需要，必须建设大量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教职工的住房。虽然这时有一批原来在省城工作的老干部先后到我校工作，给学校的基建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争取到不少资金，但由于基建规模太大，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学校不得不采取动员教职工参加义务劳动的方式节约资金。全校所有的教职工均毫无怨言，无论是老教师还是年轻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大家一齐上阵，为建设我们自己的校园贡献力量。

记得学校建设一幢学生宿舍楼时，选择的楼址是地处一个名叫“鸡窝”边的一块空地上，由于该片地方太窄，需要将高出十多米的坡地挖得和低洼处一样平展。我们中文系的教职工担当了此项任务，全系领导带头，由我们这批快接近中年行列的教师担当主力，有的拿锨，有的拿镐，还有的拉上平车和抬土筐子，冒着酷热的暑天，经过几天的连续苦战，硬是将那小山似的“鸡窝”挖出了一块平展的地面。想起当年那干活的场景，大寨人修梯田的景象也不过如此。每当我们晚饭后登上西边的城墙，望着天边晚霞映照下的荷花，回望校园里经过我们劳动焕然一新的景象，我们心中不由升起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

学校招收了复课后第一批学员。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也相差悬殊。为了对这些学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系里重新成立了各科教研室和年级教学小组。我担任了写作教研组的组长和年级教学组组长。根据当时形势的要求，学员每学期都要有一定的时间进行所谓的“开门办学”。教师和学员一起到校外的工厂、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进行采访活动。然后每个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写出一篇或几篇根据采访来的材料写成的文章。返校后，学员集中进行课堂学习，但那时的课堂教学，完全打破了各门课程的系统，年级教学组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设置新的课程，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就分别开设了鲁迅作品讲解、毛主席诗词讲解以及样板戏等课程。在教学方式上也提出了所谓“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口号。这明显地受到“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影响。但我和老师们一样是认真的，都努力在自己的教学中排除“左”的干扰，力求教学的系统和科学。各教研室的老师们认真编写各科的教材，如古典组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现代组编写的《鲁迅作品讲解》、我和写作组的老师们编写的《写作基础知识》等等。这些教材的编写有利于学员们较系统地掌握各学科的知识，也弥补了当时理论教学材料不足的缺陷。在这些教学活动中，老师和学员直接进行接触，面对面地进行知识传授，师生也彼此关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许多年过去了，至今仍令人难忘。

随着学校的发展，学校吸收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的人员来校任教，每年从工农兵学员中挑选一些优秀生留校，充实了各教研室的力量。一个由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日趋完善，一个充满生机的像样的高等学府在三晋大地上巍然屹立，一个富有活力、富有创造精神的山西师范学院将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鼓，改革开放嘹亮的号角响彻了祖国大地，极大地振奋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精神，推动了山西师范学院迅速全面的发展。

1978年春，面对祖国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面对我校日益发展壮大的景象，我坚定了在山西安家的决心，终于将分居10多年的爱人和孩子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调来我校工作和生活。从此，我全身心地、毫无后顾之忧地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投入到为发展山西教育，全面提高我校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的事业中。

我全家5口住在学校刚建好的二号楼一层的一套房间里，这套房间尽管只有20多平方米，一间半房加一个小厨房，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全家人都感到非常的满意和无比的高兴。就在这间不大的房子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和认真地备课。我担任的主课是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是一门崭新的课程，它的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不稳定性，许多作家和作品尚在争论之中，许多作家还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文学现象、文艺观点都无明确的结论。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门课的教学任务，使学员真正掌握分析作家作品的方法，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我必须花费比其他课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大量资料，阅读不断涌现出来的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研究全国各地报刊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甚至于党中央在各历史阶段的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文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很快地熟悉了该课程的内容，掌握了其中的难点和重点，并写出了较完善的教案和较系统、较详细的讲稿，比较客观地历史地给学员们讲解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校“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评定教师职称时，我就顺利地晋升为讲师职称，并于1983年搬进了新建的讲师楼。我工作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办公间，孩子们也有了较宽敞舒适的学习和活动的空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校专业设置的增加，以及教师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充实，1984年，经上级批准我校更名为山西师范大学。我这个经历了从晋南师专到山西师院再到山西师大发展过程的教师感到无比的自豪，也深感责任的重大。

中文系历来是我校最大的系，教职工从原来的20余人发展到了七八十人，学生从原来的一二百人增加至近千人。如果加上高等自学考试、函授以及干部培训班等，全系拥有了几千人的学生队伍。我除了认真负责地做好校内本科的教学外，还担负了大量的遍布全省各地的辅导班的教学任务。我先后担任了专业课中国当代文学和选修课新时期小说研究等6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任务之重，教学时数之多，可以说都是空前的。那些年，我几乎都忙于教学之中，无暇去看电影和电视，每年都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

教学之余，我尽量挤出时间进行一些科学研究，使教学与科研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根据中国当代文学课的性质和内容，我选择了以山西作家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文学为研究对象。先后写出了对赵树理、马烽、孙谦、焦祖尧和张平等作家和作品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在全国杂志和我校学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五六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办的《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还参加了由兄弟院校牵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展望杯”表彰奖。我先后多次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学术会议，并担任了该研究会的理事，受到了学术界各专家的认可和好评。正因如此，我先后顺利地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职称，搬进了当时师大住房级别最高的教授楼。

放眼今日之师大，校园高楼林立，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极目师大之学子，遍布三晋大地，神州五岳，尽显其能。山西师大的建设和发展渗入了我的汗水，熔铸着我的心血。我的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山西师大和山西的教育事业。山西师大的壮大和发展，也促使我不断成长。回首往事，我无怨无悔，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山西师大。值此山西师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我衷心祝愿山西师大日益昌盛。

作者简介：

 刘定恒，生于1937年6月，四川省乐至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6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晋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曾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先后发表研究赵树理等作家和作品的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