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山西师大50周年校庆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可爱的母校。

大学，让我知道了人为什么要感恩

我生性顽劣，加之家庭成分高，从开始认识汉字起，每当我小学的教师造花名册，填写家庭成分一栏时，是在同学和老师的白眼注视下，哆哆嗦嗦，写完那几个标明身份的汉字。偶和同学发生争执，污侮的词汇会出现在他们的嘴里。及长，不再论成分了，全班几十号学生中，我有幸成了共青团员，一个班级就我那么几个学生，在全校师生的关注中，庄严的宣誓，之前我没见过，之后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场面，再也没有见过。然而农民抑或社员的另一种身份，区别着这个少年和那个少年的不同。当城镇户口的同学端起体制下的金饭碗时，我辈却在课暇躬耕垅亩浸泡在泥里水里，为了学费书本费，为了一日三餐要付出非常人的艰辛劳动。囚禁在故乡黄土地上的我辈，不是不热爱劳动，然而我痛恨的是牛马般无休止的重负。

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被人形象地比喻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农村的学生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跳农门”，尽管条件更为苛刻，但是毕竟还有一丝光明在前。

1984年的秋天，心憔神悴的我和我的同窗，到了黄河壶口的下游。那天阳光很好，河面有习习凉风，河岸是干裂的泥卷，鳞鳞若万卷书页，河湾葳蕤的芦苇波浪起伏。午时大山顶放羊的汉子在吆喝，吆喝从城里几经辗转传播的信息。家里叫回去，说我考上了大学。没有多少激动，没有多少喜悦。大山长河之间是涛声，是风的轰鸣。我的同窗更添了对一份自身无望的失意。

我步行60华里在午夜赶到家，迎头是父亲一顿恶骂。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在地里一担一担往地垄畔挑并不丰硕的玉米时，我那位同学骑着自行车要我赶紧去报到。我匆忙扔下手中的扁担，没来得及和父亲母亲、没来得及和正在掰玉米的妹妹们郑重道别，慌慌逃离庄稼地。是我这位同学，送我上的客车。

我的这位同学始终没有挤进大学的门槛，没有跳出农门，20多年后我写过一篇《山那边的同学》，不幸的是一年以后他死于贫困和疾病。

进了山西师大，不，我考进的是山西师范学院，进入校门不久，学校便更名为山西师范大学。拥书而眠，甫入学的我，连做梦都是五彩的，我幸福着，因为我是幸运的，这所大学接纳了我，这所大学改变了一个乡村学子的命运。

我的父母是农民，农民距现代文明遥而又遥，是他们倾其所有供儿上学。我的大妹和二妹，至今还是农民，父母为了供养我令她们中途辍学。记得大学一年级时给大妹写了封信，依稀记得有一句大学校园里有她的身影，惹得大妹伤心欲绝。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生还被喻为骄子。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骄子，我能上大学是无数如父辈姊妹的人做出牺牲的结果，是独木桥下充盈填塞河道的同窗献身的结果。高考制度恢复30年之际，我只能心存感恩，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大学，我会不会是另一个我呢？

先生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敬业

我们这个班级授课的先生从年龄上大致可以分作两类，年纪大的老先生和年纪小的新先生。无论年长年少，当时学校安排的几乎全是最优秀的教师给我们授业。

蔡权先生讲授语言学，潘家懿先生讲逻辑，林清奇先生讲美学，黄竹三先生讲明清文学。几位先生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从风格上来说各有千秋。他们日后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均有独到的建树。

讲现代文学的李文儒先生，给我们讲鲁迅、讲赵树理。课间活动休息，与李先生站在文科教学楼前讨教先生和年庚。李先生发脱额亮，齿松缝宽。李先生让我猜他年岁几何？我说50多了。先生朗朗笑道：三十有九。我是惊诧与尴尬。先生是我们敬重的老师，现代文学是学生们倾心的课程。当先生的年龄到了50多岁时，在故宫博物院见到已转他业的老师，虽然腰板仍然笔挺，但头发若雪。告别了鲁迅，告别了赵树理，告别了现代文学，先生在故宫的殿堂从事的研究亦是硕果累累。

年轻的苏涵先生给我讲授写作。苏先生的口才，苏先生的学问，苏先生的讲课艺术，有若口吐莲花。我辈学子听先生讲课如饮甘霖，如醉如痴。冬天的师大，暖气烧得不好也不坏，常人坐在课堂听讲，感受不到窗外冬的寒意，却也没有夏的伏热。然而苏先生讲课汗流浃背，大冬天里他能挥汗如雨。我的习作，苏先生在课堂给同学们当范文讲读。我的习作，先生朱笔评语有数页之多，字迹工整，条缕清晰，严谨的态度令我捧之震撼。当我讨教如何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写够一百万，笔头子就磨炼出来了。当我讨教他如何把课讲好时，他说给我们讲两节课，备课花费的时间是半个月。

年轻先生里值得我辈敬仰和铭记于心的还有亢西民先生、张天曦先生。亢先生给我当过一段辅导员，踏入校门的那个晚上，匆匆告别玉米地我结识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亢先生。在筒子楼亢先生的家找到亢先生，天已漆黑，亢先生带着我这个农村娃儿满校园找住所。那时他刚留校不久，那时他第一次做辅导员，那时他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一俟和先生结识，终生受益。离开师大20年，从未断过聆听亦师亦友亦兄长的亢先生教诲。另一位良师益友是给我们讲授文学概论的张天曦先生。张先生一表人才，学问也好，在教授过我们的先生中属于学问仪表俱佳的俊彦。听先生讲课，课堂气氛活跃，无拘无束，有若坐春风之感。先生常常笑容可掬与学生讨论，以商量以征求的谦虚之态传道授业解惑，颇得弟子青睐。20个春秋已成过眼烟云，二位先生成了学界名师，成了大学这座殿堂里的扛鼎栋梁。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范大学是教师的摇篮，培养合格优秀的教师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师大的先生肩上，比其他类型大学的教师更多一份神圣和责任。

记得给我们上课不多，但留下印象极深的另一位先生，教授中教法的牛淼祥先生。当我们临近毕业，临近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时，牛先生临别赠送了我们这些将为人师者一副对联：“不敬师长男盗女娼；误人子弟弑人父兄。”一副对联，短短数字，道明的却是尊师重教责任之巨。

受了4年的正规师范教育，我的教龄包括实习在内加起来不足4个月。然而是师范大学优秀的老师们教会了我敬业，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敬重自己从事的职业，影响着自己的人生。

这座殿堂，给了我愤青或是良知的启蒙

我在师大上学期间，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令人遐想让人留恋的年代，一个整个社会眼里都揉不进沙子的年代。虽然在高中以前的学生生涯，我们识了很多字，我们做了很多题，但是那些自然的历史的知识，今天看来只是供敲门之用。是大学是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是先生们洞悉前人宝贵精神财富的讲授给我们的启蒙，给我们人文的精神。在山西师大的学习，使我们知道了，先人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使我们知道了大学不是几幢大楼就为之大学；使我们知道兼容并蓄思想自由，不仅仅是中国一流大学应该具备的。

当各种讲座在校园举办时，座无虚席，门外拥挤着引颈企足的听众，那是一个求知求真求善的年代。就连深奥难懂的数学系教授举办“熵”的学术讲座，我们这些门外汉还要挤进教室似懂非懂地听着记着。是这座学校打开了各种知识殿堂的门缝，光芒从缝隙间射出。反思大学生活，大学给了我们多少知识？我不知道，但是大学给我们指示了通往知识殿堂的途径。

我仰视着这座当年我生活学习过4年的学校，当别人，当其他校友把山西师大有意无意称作临汾师大，我会不合时宜地纠正是山西师大，不是临汾师大。我大学时的理想，是毕业后去一所中专学校任教。而类似山西师大，则是不可企及的。才疏学浅，志高气傲是我辈学子的通病，然而面对师大则不敢妄想。当有一年，时任山西师大党委书记的秦良玉先生邀请，说回来吧，回来当教授，咱们要组建旅游系旅游学院。机遇来了，我没有回来，我踏上的是另一艘船。在师大读了4年书，毕业后蜗居校侧，日日能看见这座培养了我的学校，我认为我是幸福的，有此吾愿足矣。

虽然一介寒儒，无铁肩无妙手，道义在胸文章信手而为；虽然一个穷学生，常有忧国忧民的良知。离开母校的自己，始终没有做到兼济天下的份儿，但始终独善着其身。20年来，一身毛病，两袖清风，面对强权面对挫折，是被人讥笑的愤青精神。虽然已不再年轻，在泥沙俱下的社会洪流里，在千夫诺诺的当今社会，依然故我，这是师大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吧。

学生宿舍楼东面的高墙，墙前我们为了酸臭的空气，写过涂过，也读过。和空气斗争，我们险些酿成大祸。若不是校长陶本一先生在无尽无头的人流，在万众面前昏厥过去，游行的队伍怕是要堵塞临汾城的交通。如今看到当地政府付诸人力物力争取蓝天碧水的工程，我反思，昨天的我们没有错，师大人没有错。

8个人的宿舍，在法定的晚11时熄灯后，年轻的我们在考试前，都要集体学一阵狼叫，有时还要学一会儿驴叫。当时没有人反对这有什么不对。前人有竹林七贤学驴，后有哈佛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考前尖叫。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是否还允许学生如是，我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像我们那般作为。但是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教育学子们做一个公民，优秀的公民，是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义不容辞的职责。

记得已故的一位老人李慎之先生谈到他的来生，如果有来生，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公民教员。

是山西师大给我启蒙，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道理，虽然艰难，虽然很苦，但是无怨无悔。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选择的还是这样的大学；如果职业能够重新选择，我选择的将是教师，不过要加上公民的前缀。塑造学生的灵魂，注入人格的要素更为重要。

以此献给母校50华诞！

 作者简介：

 高树德，生于1963年1月，1988年山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现任临汾市作协副主席、尧都区旅游局书记、副局长，著有散文集《心事流亡》等多种著作。